芒果体育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九三学社领导人始终同中国同心同德，在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开放之路、致力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不断探索、进步，为新中国的建设伟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九三学社领导人同中国创建者也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二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上，任命许德珩（右二）为水产部部长。

　　1915年初，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后，结识了李大钊、等人。经李大钊介绍，许德珩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和邓中夏等人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以扩大新文化运动和爱国的影响。1918年，许德珩与北京大学进步同学发起组织学生救国会，并南下各大城市，与各地的代表人物张太雷、恽代英、张闻天、沈泽民等建立了联系，还到孙中山住所求见并受到鼓励。

　　李大钊不仅在思想方面引导青年走正确的道路，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国耻，把不同思想倾向的社团团结起来，凝聚成为一股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力量，这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组织基础、思想源泉。李大钊还发起少年中国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许德珩与、张闻天、恽代英等都是该会的会员，他们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把“创造少年中国”、“再造神州”作为理想。许德珩的爱国思想、民主意识就是在这一氛围中孕育产生的。

　　许德珩回忆说，李大钊是北京大学，也是中国第一位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者。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成为了我国思想界的领袖，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青年，是具有初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我荣幸就是一位。

　　1936年秋末冬初，许德珩、劳君展夫妇都在北平教书。一天，徐冰、张晓梅夫妇来探望许德珩，说到红军长征初到延安，由于军队的封锁，物资供应困难，日用品和食品都很缺乏，没有布鞋穿，大家都穿草鞋芒果体育，也没有怀表，而战争很是需要。许德珩和劳君展听到这些情况，当即决定买些日用品和食品送给。徐冰说，现在有一辆卡车要去陕北，要买东西最好赶快去办。于是劳君展和张晓梅立即到东安市场买了一些火腿、怀表和布鞋，托张晓梅带到延安。

　　1936年11月2日为此事写信说：“各位教授先生们：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

　　抗战胜利后，国家的前途道路面临抉择。1945年8月28日，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张治中将军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进行和平谈判。住在重庆枣子岚“雅园”的许德珩、劳君展夫妇既兴奋又担心的心情难以平静，百感交集，夜不成寐。因为当局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玩弄和谈阴谋，欺骗人民；一方面极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危亿万人民关注，何况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呢！许德珩感于此，作诗曰：

　　许德珩夫妇与已阔别20余年。他们通过邢西萍（徐冰）求见。不久，即得到通知，约他们去桂园见面。

　　9月的一天，许德珩和劳君展来到桂园。一见面就急步向前，一手拉着许德珩，一手拉着劳君展说：“真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

　　询问许德珩在重庆的生活工作情况。许德珩谈了抗日战争期间，他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回原籍江西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动员抗战。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于1938年来到重庆，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一合法的讲坛，公开反对的倒行逆施和独裁统治等情况。特别谈到他在国民参政会活动中，与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过往密切，配合默契，每次国民参政会开会，总是搭乘代表的车子往返。听得很欣慰，他爽朗地笑着说：“我也是个合法的参政员哩！”从“国民参政会”又谈到武装斗争的问题，许德珩、劳君展对卓绝的军事战略才华、革命豪情和领导风范深表饮佩！对领导人民军队步步走向胜利的革命形势振奋鼓舞！

　　谈到在重庆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听了汇报很高兴，很支持。他勉励许德珩，要把座谈会搞大，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许德珩担心人数太少。说：“人数不在少，即使人数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很大作用吗？”。许德珩在回忆录中记述：“在毛主席的关怀鼓励下，我们决心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就是后来的九三学社”。

　　许德珩与周恩来相识于五四运动时期。那时，许德珩与周恩来分别是北京和天津的活跃分子。后来，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许德珩与周恩来，徐特立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旅法各团体联合会，讨论时局和国家的前途，成为知己。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德珩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陪都重庆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和等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与参政员一起利用参政会的讲台宣传抗日、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在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后，周恩来对此很重视，为了扩大组织成员领域，让座谈会视野更开阔，周恩来介绍安排部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加入民主科学座谈会，如梁希、金善宝、茅以升等人，都是知名的科学家，这为以后九三学社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决定了九三学社发展成为以科学技术界优秀人士为主体的派。

　　1949年3月，周恩来同志与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来到北平。许德珩与各界人士一道前往西郊机场迎接。见面后，周恩来握着许德珩的手说:“楚生兄，辛苦了。一别两年多，你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总理这番真诚肯定的话，令许德珩十分感动并永远难忘，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解放战争期间，还知道许德珩所做的工作。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许德珩与周总理同为天津市代表。在天津代表团的小组会上总理问许德珩说:“楚生兄，你从法国回来后在哪里工作呀？”许德珩回答说:“我在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那时你已离开了，是熊雄负责。”总理说:“噢，你还在黄埔工作过，那要记你一笔。”许德珩看到总理清瘦的面容，联想到很多私下关于总理患癌症的情况，动情地说:“总理，你要保重身体呀。”总理回答说:“我剩的时间不多了。”此刻，许德珩及周围的人都为之哽咽。此后不到一年，总理就去世了，许德珩听到噩耗，极度悲伤、整日流泪不止，遗憾这次总理关切他在黄浦军校授课经历的谈话，竟是两位肝胆相照五十余年君子之交的永诀。

　　周培源自青年时代起，就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试图运用自己在国内外学到的先进知识造福于民，但在北洋军阀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深感报国无门。新中国成立后，周培源看到了振兴科学技术的曙光。

　　非常重视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于1956年6月接见了周培源等科学家代表，号召大家要树雄心，立壮志，为迅速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而奋斗。在党的领导下，经过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人民的努力，这个宏大的科学技术规划在1962年基本上提前完成，并为此后成功研制、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创造了条件，开拓了半导体、电子计算机等多方面的新技术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十二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为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1964年8月，在北京召开科学讨论会期间，接见参会的各代表团团长后，第二天专门召见了周培源，畅谈三个小时，话题涉及科学实验、基本粒子、革命实践等方面。

　　1972年，杨振宁在参观北京大学和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之后，直率批评科技界理论水平差，希望能提倡一下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7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中国学者时说：“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周恩来接着对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其后，周培源写信给周恩来，提出三点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意见。7月23日，周恩来把周培源的信批给有关同志，要求“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像浮云一样，过去了就忘了。”在周恩来关于要重视自然科学理论的指示引导下，1972年10月6日，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强调在研究当前生产中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的同时，对那些一时看不出直接应用，但通过长期实践，对科学技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基础理论问题，也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1973年7月，周培源陪同、周恩来接见杨振宁。在这次接见中，十分关心我国的科教事业和基础理论研究，再次提出科学实验的重要性，倡导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周培源回忆说：“毛主席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使我深受教育，终身难忘。”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严济慈代表中国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逗留在法国，在会上，他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呼吁国际社会阻止日寇妄图轰炸北平的罪恶计划。有一天, 他的朋友李石曾跑来找他, 说是的一位负责人从莫斯科到巴黎来宣传抗战, 要会晤严济慈的老师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教授, 让严济慈帮忙联系。听说要宣传抗战，严济慈打心眼里高兴，二话没有，欣然答应。前来宣传抗战的负责人正是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经过严济慈的安排，吴玉章与郎之万教授会面并谈妥。在郎之万的大力支持下, 吴玉章在巴黎多次举行的公共集会上宣传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事业, 义正辞严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严济慈不仅陪着吴玉章出席这些集会, 有时还替他当翻译。宣传在法国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得到法国进步团体的支持，在宣传抗日中，两人接下了深厚友谊。

　　1949年9月初, 郭沫若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看望严济慈,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郭老的来意明确，就是力邀严济慈参与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面对严济慈的担忧，郭老早有准备，他继续劝说:“你的话是对的。不过倘因我们的工作而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 岂非是更大的好事！” 这句话正好说到了严济慈的心坎上，严济慈打消顾虑，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中，并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等一系列重要领导岗位，为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58年，郭老和严济慈共同参与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先后担任校长。为鼓励师生不断攀登科学高峰，郭沫若题写“又红又专，理实交融”的校训，严济慈重执教鞭授课，让学生受到深刻的科学思想的熏陶。辛勤培育结硕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师齐聚，人才辈出，在60年代就享有“千生一院士，百人九将军”的美誉，今天更是发展成为蜚声海内外的知名学府。

　　严济慈与一同参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虽非同批，后来生活工作中也无多少交集，但心意相通，多次上书直面意见，也得到了的支持。1983年，当严济慈得知中科大未能入选国家决定在“七五”期间重点建设的高校名单后，他认为这不符合现实情况，随即给写信，详细介绍了中科大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在全国高校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实际情况，所以建议增列中科大为重点建设大学。很快采纳了严济慈的建议，作出批示：“据我了解，科技大学办得较好，年轻人才较多，应予扶持”。由此芒果体育，中科大进入国家“七五”期间重点建设高校行列。

　　1984年6月15日，当严济慈获悉有关部门将与某国签订为其埋藏核废材料的合同后，连夜上书同志，指出即使把它埋到人烟稀少的西南地区，这样做也会贻害子孙后代，后患无穷，有关方面切不可图近利而不考虑埋下的长期隐患，轻率从事。阅后批示: “此事反映十分强烈，应加慎重考虑。”事实证明，支持严济慈的意见，所作出的抉择是富有远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