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果体育主编《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虞永平，在纪念陈鹤琴诞辰120年时撰文道：陈鹤琴是一位经历过私塾教育洗礼、对传统教育思想深有感受的教育家，也是一位经受过西方教育熏陶、对现代教育思潮深有感悟的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推进中国幼儿教育科学化的事业，在他的引领下，中国的幼儿教育吸纳现代幼儿教育的先进理念，扎根中国的文化土壤和幼儿教育实践，不断向着科学化的道路迈进。

　　近日，由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江苏省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深圳特蕾新教育集团联合摄制的，中国首部解读陈鹤琴幼儿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纪录片《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在全国各地电视台相继播放。

　　全片分五集，按照“认识儿童”、“学做父母”、“生活课程”、“快乐游戏”、“活的教育”五个主题呈现。追溯陈鹤琴生前生活、工作轨迹，收集大量资料，采访陈鹤琴研究的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陈鹤琴的亲属、幼教一线多人次。完整纪录陈鹤琴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幼教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主要历程，推进幼儿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方面所做的贡献。

　　安徽观众发微信说：“我很难过，觉得自己在对儿子的教育上犯下大错当年太无知，为什么没有早一点知晓陈先生的教育思想呢？”今天，我们重温过去，仍然会发现：那时的问题，现在依旧在发生。那时的病，现在依旧在犯。那时的改革，现在依旧在徐徐推进芒果体育。

　　“生活教育”和“活教育”学说分别是陶行知与陈鹤琴所倡导教育学说，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教育运动，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目的在于使教育成为唤起人民觉醒、推动社会前进的旗帜与号角。同时，这一时期的陶行知和陈鹤琴处于思想、意志、抱负最为炽热、坚定；最富时代性与战斗性状态。

　　正如陶行知所说：“现在中国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民族解放。如果教育不能帮助中国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那么教育就没有意义了。”陈鹤琴阐述：“现阶段的中国是处在争取民主自由，争取科学光明的大时代，对外抵抗侵略对内要求建设，正是新教育实验的一个崭新环境。我提倡新教育名之曰‘活教育’，在抗战初起之时，是认识这时代的伟大，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教育所负的使命是怎样重大！”

　　教育家张文郁教授（1915～1990）写道：中国前进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在学习杜威博士的理论中得到一个新发现，这个发现是根据人类行为的发展，并把握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来的。杜威博士说明了“教育即生活”打破了以前学者的“预备说”、“文化说”、“效果说”等等不完备的教育目的论，使教育的本质扩充到生活的整个，这是一个异常的进步。但是陶行知先生要扩充其内容，使整个的生活都成为教育的过程，因而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理论，使教育的目的更扩大。

　　1930年4月，晓庄师范因在校内被发现宣传革命的传单遭到军警强行解散， 校长陶行知受通缉被迫前往日本暂避，一年后秘密回到上海，应邀为《申报》工作，撰写专栏文章，同时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世界名著。1931年9月他用笔名何日平发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文，提出中国教育的出路在：（一）教人少生小孩子；（二）教人创造富的社会；（三）教人建立平等互助的世界。

　　这篇文章发表后，以北京大学教授尚仲衣为代表的激进人士称此观点为“陶行知主义（应为陶知行主义）的黄色烟幕弹”，给予强烈抨击。陈鹤琴记述：他曾与尚仲衣先生谈论到近百年来的中外教育家。他说，陶先生要算伟大的教育家的一个，尚先生听了愕然说：“你们这个话不会过分吗？”于是他举出了很多事例来说明，陶行知先生确是近百年来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1931年夏天，陶行知在上海西摩路创设“自然学园”和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写儿童科普读物，从事科学普及活动，史称“科学下嫁运动”，陈鹤琴受邀担任指导员。由于陶行知仍遭通缉不便出面，由陈鹤琴、丁柱中主编出版“儿童科学丛书”。

　　其时，陈鹤琴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他在自己管辖的小学中推广“小先生制”，颁布《小先生服务试行办法十五条》；同时运用自己的影响配合、支持陶行知开展“工学团运动”，多次与陶行知一道深入弄堂、乡村指导儿童开展互助式学习；他为新安幼稚园捐款100元；他还为远道而来的新安旅行团题词：“见常人所未见，闻常人所未闻，胜走马看花者多多矣。”除此之外，他应陶行知之请，营救因参与进步活动被捕的生活教育社成员，以及青年。

　　1936年2月23日陶行知在上海发起成立国难教育社，宗旨为“推进文化，实施国难教育，以启发中国大众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陈鹤琴积极响应国难教育社提出唤醒、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国号召，发动社会各界募捐办学。他与陶行知一同来到位于沪东的一所工人识字学校——沈家滩小学考察，由陈鹤琴出面募捐，将该校改为余日章小学，以后又开办余日章二小、三小，由陶行知派学生主持，成为国难教育的基地。

　　半年后，陶行知离开香港前往英国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在欧美开展抗日募捐活动。在这一期间，陈鹤琴在上海投身于抗日救国宣传与募捐活动，积极从事难民教育，普及拉丁化新文字，许多追随陶行知先生工作的积极分子纷纷加入陈鹤琴的教育团队，继续为抗日救国和普及教育贡献力量。1938年10月24日暂留香港的陶行知在致张宗麟函件中称：

　　陈、赵、黄（注：指陈鹤琴、赵朴初、黄定慧）诸先生发起难民教育协会，对难民进行战时教育，成立儿童保育会，举办报童学校，培养难童人才幼苗，均为善举。衙立定志愿，回国后尽力保育难童工作，培育人才幼苗，为抗战积蓄力量，为建设国家培养专门人才，请你和泽甫弟代我向陈、赵、黄诸先生致敬意。

　　有研究者将以上文字中表达出回国后办学的意愿，作为一年后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初始，并以此作为陶、陈之间心心相通的佐证之一。

　　1939年10月下旬陈鹤琴因躲避汪伪特务暗杀转移至宁波，1940年2月20日抵达战时大后方—江西泰和。数日后，陈鹤琴到达重庆，专程前往位于合川的育才学校参观，他对陶行知在艰苦环境中办学的精神深深感染，赞扬其为“天才和多灾多难儿童的保姆”。他对陶行知改编的“十字口诀”敬佩不已：“一个大脑；两只壮手；三圈连环；四把钥匙；五路探讨；六组学习；集（七）体创造；八个顾问；九九难关；誓（十）必克服”。

　　其中他特别介绍作为育才学校教学特色的“八个学术顾问”，即什么（what）、怎样（how）、何时(when)、谁(who)、为什么（why）、哪里(where)、到哪里去（whither）、多少（much）。陈鹤琴经常想起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开学典礼情形，仍激动不已，更加坚定了创办中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的信念，“希望在这里孕育一批能创造光明、服务真理的活教师。”

　　这一年10月1日由陈鹤琴创办的江西幼师（全称：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正式开学。据《陈鹤琴生平年表》记载：因校舍、设备等建设均未完成，（陈鹤琴）率师生成立十多个建校小组，边学习边劳动，提倡“手脑并用，文武合一”，开荒、筑路、编草、盖房、种菜、养猪、做饭等。为解决全校师生用水问题，同两名师傅爬山探水，发现水源，取名“双龙泉”。

　　经师生员工共同奋战，山林间出现了简易、美观、实用的教室、宿舍、礼堂、办公室、食堂及其他教学、生活设施，还建立了附小和幼稚园及工场、农场、球场等，“荒山”开始变成一所“活教育”的乐园。

　　这一年是中国最危机的一年，抗日战争前途茫茫，欧洲战局情转直下，遭遇大旱粮食减产，民不聊生。

　　1941年1月《活教育》创刊，陈鹤琴任主编。该刊《发刊词》开篇引用陶行知描写中国教育腐化情形的两句话：“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用以申明办刊目的：“我们应当怎样使得这种腐化的教育，变为前进的、自动的、有生气的教育？怎样使教师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怎样使儿童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

　　陈鹤琴提出“活教育”三大目标——目标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方法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其中“做现代中国人”须具备五项条件：健康的身体；建设与创造的能力；服务的精神；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眼光。陈鹤琴强调：“中国的教育应当和外国的教育有所畛畦，它自有它的特性芒果体育。这‘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就是中国教育唯一的特点，不苟同于其他各国的教育目的。”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导源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和“从做中学习”，也受影响于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和“教学做合一”。

　　抗战胜利后，陈鹤琴、陶行知相继回到上海，继续为推行“生活教育”和“活教育”，重聚力量而不懈努力。1946年5月12日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成立，陈鹤琴被推选为理事长。不久后，陶行知筹办社会大学计划因受到当局阻挠而停滞，经与陈鹤琴商量，决定举办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社员暑期进修班。7月25日下午芒果体育，暑期进修班开学式举行，正当全体学员等候陶行知先生到场讲话时，传来陶先生于当日上午在上海爱棠路爱棠新村临时寓所因突发脑溢血，经全力抢救无效逝世，享年55岁。陈鹤琴悲伤至极，他的记载：

　　我哭中国失去了一个人民教育家；我哭世界失去了一个教育改造家。他一生艰苦奋斗，创造新教育学说，实行新教育主张，我与行知是32年文教战线上的友好同志，一旦分手，于我个人失掉了一个最的教育先进，于全国儿童失掉了一个最贤明的教师，于全国教育界失掉了一个最勇敢的革命先锋。

　　据记载，1946年7月2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上海殡仪馆为陶行知先生举行入殓仪式，陈鹤琴与黄炎培、郭沫若、许广平一道将写有“民主之魂”、“教育之光”两面挽幛覆盖在棺椁上。不久后，陈鹤琴受民盟之请担任追悼大会筹委会主任。10月27日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陈鹤琴担任主席团执行主席。他在致辞中说道：“陶行知的人格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他不仅是这个时代的人物，而且是万世的。……”

　　1947年1月《活教育》杂志在上海复刊，陈鹤琴为继续推行“活教育”四处奔走的同时，亲自担任私立育才学校顾问委员会主席，向教育当局提出申请，争取育才学校由重庆迁来上海。由陈鹤琴与育才学校校长马侣贤联合具名《私立育才学校为在沪建筑校舍充实基金设备募缘启》称：“国内外人士感于陶先生毕生尽瘁革新教育事业，嘉惠世人，厥功之大。佥谓应继承其遗志，发扬光大其事业，支持援助，愈行积极。”（载《陈鹤琴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第312页）

　　1950年3月15日陈鹤琴与陶行知夫人吴树琴、南京教育局负责人等一道参加晓庄师范学校创办23周年纪念典礼，大家一起高唱《锄头舞歌》，拜谒陶行知墓，为陶行知纪念馆奠基。同年，陈鹤琴在《活教育》杂志撰文，向读者介绍陶行知著作《古庙敲钟录》，他写道：

　　陶先生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我们要在行动中追求真知识，行动遇到困难便不能不思想，思想贯通，便取得真知识，以行动运用真知识。他说运用真知识行动，便走上了创造之路。今日学校是行动与求知的地方，有行动的勇气，才有真知的收获，才有创造的可能。

　　1951年5月批判电影《武训传》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目的在于整顿知识分子思想，清除亲美、崇美意识，从而成为建国后政治运动的开端。曾经崇拜、宣扬武训办义学精神的陶行知成为这场运动导火索；很快人们又将批判矛头对准陶行知教育学说及其根源——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一些陶行知往日的朋友和弟子们在各种压力之下加入了批判者行列。不久后，“活教育”被作为“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受到猛烈抨击；陈鹤琴成为难得的“活教材”。教育部仿效武训历史调查团的办法，组织调查小组前往上海、南京、江西等陈鹤琴曾经工作地方开展实地调查，在教育界开展批判。1952年7月陈鹤琴受命筹建南京师范学院（现为南京师范大学），被任命为院长，直到1958年12月卸任。

　　上世纪70年代，陈鹤琴对于“活教育”满怀期待。1979年3月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举行，陈鹤琴因腰部扭伤无法与会，他在向大会提交的书面发言中建议专门提到对于陶行知先生教育实践和思想加以全面、系统地整理和科学总结，重新出版陶行知先生的著作。从而成为“文革”后最早公开呼吁为陶行知“”的教育界知名人士。四个月后，陈鹤琴应陶行知遗孀吴树琴女士之请，为上海行知中学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