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果体育：保持学生天性、激发学生兴趣、发展素质教育是学生减负政策的原初目的。国家减负政策的出台结果引发了学校、市场和家长的一系列反应。学生减负加剧了城乡学生教育机会的分化

　　作者简介：雷望红，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基层治理和农村社会学研究。

　　近年来，学生负担过重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教育部门整治的重点。2018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及其活动，力求推动解决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问题，确保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引发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和广泛探讨。学生减负政策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学生减负之后的时间如何支配以及由谁来支配。就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城市学生在学校减负后，多出的时间被各种教育培训机构所占据，而农村学生则处于自由放任状态。减负政策一方面放大了经济差异所带来的后果，另一方面则凸显了城乡教育的差异，城乡教育在减负政策推行后呈现出新的格局，学生在不同教育格局下的教育机会差异扩大化。因此，研究学生减负政策对于城乡教育分化的影响显得尤有必要。

　　中国教育素来以严厉著称，讲究个体的勤奋，“勤耕苦读”“凿壁借光”“十年寒窗”等表述塑造了学生的“苦行僧”形象，学生必须依靠自我努力获得知识的增进，通过勤耕苦读争取读书时间，增加他们在教育竞争中取胜的机会。因此，中国教育的主旋律是严厉与勤奋。“学生减负”这一话语之所以成为当前教育领域的主流话语，实际上经历了双重建构的过程。在快乐教育的理念建构和学生减负的政策支持下，学生负担问题变成一个教育错误，而快乐教育和学生减负则实现了从哲学正确向政治正确的转化，后者成为学校要极力倡导和追逐的教育目标。

　　一是理念的建构。斯宾塞是快乐教育的提倡者，强育要遵从孩子的自然属性，要适应儿童心智发展顺序。中国对于快乐教育的推崇受到斯宾塞的启发，并在其启发下对应试教育进行反思。由于应试教育是一种淘汰选拔的教育，以考试分数作为评价教与学的绝对依据，以升学为轴心设置课程和安排教育内容，以追求升学率为直接目标，使得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负担和精神压力较大，因此招致广泛的批评。相反，快乐教育是教师乐教、学生乐学，愉快、愉悦情绪体验贯穿快乐教育始终，学生能够获得生动芒果体育、活泼、主动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模式。相比之下，快乐教育更加全面、积极、健康和阳光，而应试教育更加严苛、残酷、痛苦和无情。在二者的对比之下，快乐教育成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与健康发展的代名词，亦成为社会公众愿意接受的教育理念“新宠儿”。

　　二是政策的建构。国家出台学生减负的政策规定，不断强化减负话语的正确性。我国教育部门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到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陆陆续续出台多份关于“学生减负”的文件。一系列的学生减负政策从学生教科书和教辅资料的使用、学生上课时间、学生考核、成绩管理等方面进行限制和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多元需求的出现，政策规定日益精细化，对于如何减负的要求越来越多，且越来越严格。相关政策的出台表明国家教育部门对于学生健康成长的关注，旨在保障学生健康快乐成长，政策的认可更加强化了“减负”的合法性。

　　学生减负的核心是减小学生的学习压力，主要方式是通过减少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减少家庭作业、取消竞争机制来释放学生压力。减负政策出台后，学校要根据减负要求重新调整课程时间、内容和结构。由于城乡学校在教师资源、经费保障、教学理念、教育环境等各方面存在差距，当国家要求城乡学校共同推进减负政策时，二者的反应能力和适应状态完全不一样。可以说，学生减负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学校教育能力的不对称性。

　　一是教育竞争环境的激烈程度影响城乡学校的政策调试方向与力度。在推行减负政策后，教育部门弱化了教学成绩的比较，但并不意味着学校之间不再竞争。由于城市学校数量众多，学生选择多元，学校之间为了争夺优质生源，让家长满意，仍旧会通过教学成绩等方面的表现来吸引优生就读，因此学校在减负之后，会选择在更短时间内完成与减负前同等的任务，通过保障学生的学习成绩以确立学校在校际竞争中的优胜地位。相反，由于乡村学校数量锐减，仅存的学校既缺乏竞争环境，也缺乏竞争动力，完全丧失了竞争能力。在推行学生减负政策后，乡镇学校乐意接受上级的规定，为学生提前放学，并降低学习难度，乡镇学校的教学质量持续下降。

　　二是教育资源流量影响城乡学校的政策调试能力与教育活力。国家推行学生减负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学校在减负之后要进行教学内容的调整，比如要增加选修课的数量，丰富课外活动等。学校进行政策调试的前提是拥有足够资源来适应新的政策要求。就当前城乡学校的资源状况来看，城市学校配置的教师资源相对充足，学校经费也更加有保障，因此能够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得学校教育充满活力。农村学校在学生减负以后，由于缺乏专业的教师队伍，学校活动经费也无法保障，许多活动无法开展起来，即使是教育部门要求的活动也多流于形式，在教学时间被压缩之后，农村的校园生活更加单调。

　　自推行学生减负政策以后，学校将学生放学时间严重提前，此时学生家长都还未下班，无人照顾小孩，家长不得不将孩子托付给托管机构代为照料。学生放学后无事可做，大量家长选择将孩子放在培训机构中，利用放学后的时间继续学习。学校将教育时间压缩，家长无力承接教育责任，从而为市场承接学校与家庭的教育职能提供了机会。

　　由于市场教育机构依循市场规则发展，一方面能够即时提供多元的教育服务，另一方面需要按照市场原则花钱购买。因此，市场教育服务主要在城市扩张，农村则显得尤为萧条。在城市，由于学生家庭购买力强芒果体育，需求旺盛，学生上教育培训机构方便，城市发展出数量繁多、类型多样的教育培训机构，包括培优机构、托管机构和辅导机构等，城市学生只要花钱就可以享受到所需要的教育服务。在农村，由于学生家庭购买力相对较弱，且学生分散居住在不同村庄，放学后要坐统一校车回家，上培训机构极不方便，农村中的市场教育机构屈指可数，形式单一，大多数农村学生无力承担市场教育服务，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也难以在农村中购买到需要的教育服务。

　　家庭对学生的教育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成员的教育素养，二是家庭的教育期待与教育投入。学校在教育上退缩的后果是将家庭高度卷入到教育领域中来，意味着家庭对学生的影响加大，同样意味着作为公共品的教育丧失公平性和普惠性，教育借助家庭和市场沦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

　　一是学校在减负以后，城市家长不得已扮演起“陪读”角色，接受“家长作业”；农村家长则始终处于缺位状态。城市家长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且下班后时间相对充裕，基本能够陪伴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并能够给予有益的指导。在农村，许多家长文化水平有限，一些父母在本地工厂上班或者到异地务工，无暇在晚间陪伴孩子，更无法给予他们学习上的指导，农村学生只能自己独立完成作业，更多的学生不会去写家庭作业，现在学生不写作业成为农村教师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

　　二是在学校教育留白后，城市家长有能力购买市场服务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农村家长则无力购买市场教育服务。对于城市家庭而言，由于家庭经济能力更强，在家庭无法顺利接手教育责任时，家长可以通过购买市场教育服务，在放学后直接将孩子送到培训机构写作业或参与特长培训，填充放学过早留下的空白时间。相比之下，农村家庭购买市场化服务的能力要弱得多，农村学生就成为了没人看管的孩子，他们在下午两三点放学后，回家写完作业就开始玩手机、聊天、玩游戏、看电视，有的学生经常玩手机到夜间12点。而一些调皮的孩子则到处游荡，甚至搞各种破坏活动。

　　从学校教育、市场教育和家庭教育三方面对城乡学生的教育环境进行比较发现：在国家出台学生减负政策后，城市学校可以适度调整保证昂扬的教育姿态；城市的教育市场乘势兴起，发展了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城市家庭尽管存在教育承接压力，但家庭成员依靠自身素质与经济能力能够保障学生享受优质的家庭教育和多样的市场教育。城市学生在减负后仍然拥有各种类型的教育机会，呈现出发展型的教育状态。相反，农村学校则由于缺乏竞争而有所放松；农村教育市场发展有限，市场教育服务单一；农村家庭因文化水平和经济实力限制，不能依靠自身能力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亦无力购买市场教育服务。农村学生在减负后的教育机会变得愈益稀薄，呈现出维持型甚至退步型的教育状态。

　　国家推行的学生减负政策刺激了城乡之间原有的不公平，学校、家庭和市场作为共同影响学生教育的主体，不同的反应使得二者之间不平等的趋势进一步拉大，城市学生仍然能够依靠多方优势获得教育机会，而农村学生却由于天然的劣势失去了改变的可能，城乡教育分化由此变得牢不可破。国家一旦要求学校逐步让渡教育权力，必然会为市场和家庭提供教育空间，而国家无法左右市场和家庭的选择。当市场和家庭的差异渗透到教育中去，将会演化为家庭能力与资本宰的教育“丛林竞争”，城乡学生的教育机会的获得和发展将成为一种宿命，家庭的代际传递和社会阶层的固化将成为必然。因此，为了避免城乡教育分化的固化，国家应当重塑学校教育的重要性，适当延长学校教育时间，由学校提供统一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以此保证城乡学生公平享受最为基本的教育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