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果体育: 本文简评了新时期我国科技情报工作面临的新挑战，简要回顾了其历史使命和事业战略定位的变化，梳理、分析了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和事业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定位及其背景，以此为借鉴，提出了今后的定位建议，认为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和事业今后的战略定位宜确定为: “创新支撑，决策咨询，安全预警，信息保障”。讨论了此定位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人类告别了血雨腥风、漫长的热战和冷战的20世纪，满怀希望地迈入21 世纪，却慢慢发现这个新世纪仍然面临着许多新的不确定性，许多严重的挑战和十分棘手的问题。我们正在进入的是一个新的，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要面对的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国际层面，一方面，世界上已经维持多年的国家关系改变了，力量的平衡被打破了，和平协商机制失灵了甚至是不存在了，各种矛盾在积聚和激化，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和科技交流的障碍迅速增大，20世纪的热战和冷战的阴影似乎又在重现; 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科技发现发明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正在推动着全球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等诸方面发生深刻的、颠覆性的变化。信息和数据已经成为宝贵的战略资源和新的生产要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结合正在重塑许多行业的业务内涵、工作模式和应用场景。在国内，我们也正处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的问题挑战很多，任务艰巨。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和现实挑战，迫切需要我们理智地研判当前的风险和机遇，认真思考我们的使命、方向和战略定位问题，搞清楚我们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我们实际上能做些什么?

　　科技情报工作的使命是什么?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顾一下科技情报工作出现的背景。从16世纪开始，人类的科学研究活动模式开始由基于观察或观测转向基于实验的模式。随之，科学家小组开始出现，小组成员之间需要通信和沟通，故又促使出现了科学团体( 学会) 、科学院和科学期刊，然后又出现了面向科学期刊和学术会议文献的文摘索引，科技情报工作就这样诞生了。它是为适应科学研究和科学交流的需要而产生一种新职业、一个新的事业。1976 年，苏联著名情报学家和全苏科技情报所所长米哈伊诺夫在《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中给出了这样的定义: “科技情报工作是以一定形式组织起来，以提高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效率为目的，以搜集—分析—综合加工、存储和检索文献中载有的科学情报，并以科研人员和专家认为方便的形式及时提供给他们为工作内容的一种科学劳动。”

　　当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科技情报工作的内容和产生背景也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科技情报工作有它自己的独特背景和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国防科技研究成为国家行为，研究开发活动及成果迅猛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技术档案资料。1940年夏，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成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 。次年夏天，NDRC被改组，成立了专门从事军事科技情报收集、管理、交流和使用的机构“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 (OSRD) 。1944年11月，他又给其科学顾问万尼瓦·布什写信，希望后者能对如何将战争时期获得的究成果运用于未来和平时期提出意见。罗斯福认为，由联邦政府的OSRD 和大学及私营企业中数以千计的科技人员研究开发出来的技术、资料和研究经验在未来和平时期应当用来增进国民健康、创办新的企业以增加就业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而布什作为当时OSRD 的负责人，领导着大约6000名杰出的科学家工作。基于总统的嘱托，他便向这些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鼓励他们在战争结束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促进科学知识的利用上，让人类从这些快速增长的知识中获益，“使那些令人困惑而又混乱的知识得以存储和更易利用”。二战一结束，美国政府就派出许多科技专家和军事人员赶赴德、意、日等战败国家，进行所谓的“调查”，实质上是从这些国家搜获了大量科技人员、军工设备和科技文献资料。1950年1月3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一项法令，并由总统签字同意，授权美国商务部部长建立美国政府科技情报交流中心，负责搜集和发行科学技术与工程情报，并向美国工商界提供有用的科技情报。

　　英国科技情报界也认为科技情报工作起源于科学研究与开发活动。英国科学界在二战后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二战结束前后的20多年中，英国一些科学家，特别是产业界的高水平的科学家，开始从研究、开发和生产领域逐步转移到一个新的活动领域: 为同行或同事提供动态情报服务。他们把自己视为“情报学家”而不是“研究性科学家”。所以，在英国是先有“情报学家” ( Information Scientist) 后有“情报学”( Information Science) 。

　　苏联科技情报界也认为科技情报工作是从科学研究活动中慢慢地、有组织地分化出来的，是伴随着科学家小组、科学团体和科学院及科学期刊的出现而出现的。科学情报工作是科学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任何科研工作的第一阶段。

　　我国的科技情报工作和科技情报事业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立即进入了东西方冷战时期。科学技术是竞争的重要武器，冷战的双方都十分重视它。西方国家凭借其二战期间积聚起来的雄厚科技实力和先进科研设施及研究成果，长期把持着世界科技领域的话语权和科技传播体系，对东方集团的国家实行长期的科技封锁，限制这些国家获得世界科技信息和借鉴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使得世界科学交流难以正常进行。我国政府为了突破西方国家的科技封锁，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科技情报工作，为我国各级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提供信息和情报服务，支持国家的科技事业和经济建设。鉴于此，1991 年，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特意为我国第一份全面的《国家科学技术情报发展政策》文本的公开发布和出版写的代前言中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使命: “我们应该负起双重的历史责任。第一是充分发挥我们有幸获得的科学知识去为人类造福，创造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建设。第二是推广和普及科学技术……使劳动人民能够尽量多地掌握科学原理和技巧，从而把科学技术转变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这就是情报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在我国，科技情报工作自诞生以来，其使命和定位曾经是清楚的，但是也经历了一个曲折、摇摆的时期，给我国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今天，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各项建设事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步伐加快，新发现、新发明、新知识不断涌现，对科技情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很有必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便作为新时期科技情报工作的使命和定位的借鉴。

　　1958年5月28日，国务院批准实施《关于开展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方案》。方案明确规定了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任务是: “报道最近期间在各种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内，国内外的成就和动向，使科学、技术、经济和高等教育部门及时获得必要的情报和资料，便于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成就，节省人力时间，避免工作重复，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同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会议提出科技情报工作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相关政策， “广、快、精、准”地提供科技情报资料，为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服务。这就是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基本方针，实际上也就是科技情报工作的使命。

　　1962年，国家科委编制了《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1963—1972) 》。其中第54项任务规定: “科技情报工作必须紧密结合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科学技术十年发展规划的需要，首先是为实现农业过关和新技术过关两个中心问题服务，为迅速掌握60 年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强调为实现农业过关和新技术过关这两个中心任务服务，是“三年困难时期”这个历史背景决定的。

　　即使在“”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没有忘记关心我国的科技情报事业。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有关部门领导人: “情报所需组织好，搞一个好的班子，这是为大家服务的。”副总理也指示要保护好科技情报所，说“这是国宝，千万不要破坏了。”1975年，主持科技工作的同志也多次听取有关科技情报工作的汇报，并亲自视察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做指示。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大会提出要健全和加强我们的科学技术机构，组织好地区性和行业性的科技情报网，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收集国外科技情报资料，加强科技情报的分析研究工作，尽快实现科技情报工作现代化。这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包括科技情报工作的第二个春天来了。1980年7月，国家科委副主任江明在第五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指出科技情报工作要有效地为经济建设服务。1981年11月提出中小城市科技情报工作的方向是面向中小企业，重点为发展消费品生产服务。1982年7月，全国地县科技情报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地县科技情报工作的方向是面向农村，重点为发展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服务。

　　1983年，副主席元帅为7月召开的国防科技情报工作会议题词: “科技情报是科技工作的耳目、尖兵。”同年，副秘书长张爱萍上将在参观某部科技情报工作成果展览时指示: “科技情报工作要参与决策，当好参谋。”1990年7月10日，国家科委副主任周平在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联合召开的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强调情报研究工作要当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耳目、尖兵和参谋。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市场经济的大潮开始了芒果体育。它对各个领域和各项事业的冲击也慢慢增大了。1988年6月，国家科委下发《关于加快和深化科技情报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科技情报工作的任务是投入经济建设主战场，要求科技情报机构要转变思想观念，改革运行机制，改革经费管理和发展横向业务等。1990年1月，国家科委又下发了《关于科技情报研究单位增强经营观念，强化情报服务的意见》，提出要建立一种新的科技情报经济活动形式，以满足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的情报需求。

　　1995年，国家科委更进一步提出科技体制改革工作要紧紧地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调整科技系统组织结构，合理分流科技人员。并把科技情报机构划为一般的社会公益性研究机构，要求逐步优化组织结构，实行除国家择优支持的少数机构外，大多数机构要面向市场找饭吃。甚至提出原则上每年减少财政补贴1 /3，三年实行自负盈亏。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由于市场化的冲击，科技情报院所普遍面临着经费短缺、人员流失等诸多困难。科技文献资源的采购量和获得能力不断大幅度下滑，严重影响了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为此，1998年，科技部联合财政部推出科技信息机构改革试点，重点支持8个科技信息机构( 拥有的文献资源约占中央级信息机构资源总量的80%) 的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试点。经过两年多的试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经验。于是，经国务院批准，2000年5月18日，科技部联合财政部、经贸委、卫生部、农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组建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NSTL) 正式成立，实行理事会管理机制。该中心自成立以来，在财政部和科技部的长期大力支持下，已经成为覆盖全国的科技信息网络和科技文献信息服务体系，实现了我国主要科技信息机构之间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成为国家科技文献战略保障体系的基石，成为服务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的典范。它也是国家科技情报政策调整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是科技情报工作重新定位的一种表现。20年来，NSTL为国家重大项目、重大决策和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强大的资源支撑和多方位的知识服务，并为某些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国际贸易摩擦，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战略支持。

　　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创立60 多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30年里，它的定位是清楚、明确的，就是担当起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耳目、尖兵、参谋的使命和角色。之后30年，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这样的定位开始模糊了。特别是在“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机构体制改革方针的影响下，科技情报机构已经被弱化为一般的社会公益机构，被要求走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要从市场上找饭吃。在这个时期里，一些科技情报院( 所) 通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历练，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和客户，形成了一定的造血功能。但是，从整体来看，事业定位长期处于模糊和游离不定的状态，甚至常处于缺位状态，既不利于我国的科技创新事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也不利于科技情报事业本身的发展壮大。

　　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笔者认为，在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的科技情报工作的基本使命是: “广泛搜集、系统整理、科学分析、快速传播和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信息资源，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服务，促进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支持生产建设、经营决策和社会治理，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或者也可以进一步概括为: “广、快、精、准地搜集、整理、研究、传播和利用国内外科技信息资源，为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相应地，我国科技情报工作今后的战略定位也要依据上述使命来确定。基于科技情报工作的性质、历史经验、现实环境条件和今后发展需要，笔者建议，一个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科技情报工作战略定位可以概括表述为四个维度16 个字: 创新支撑，决策咨询，安全预警，信息保障。

　　1) 创新支撑。“创新支撑”，就是为科技创新提供情报支撑。这是科技情报工作的第一要务。它实际上是一种传统定位，自科技情报事业创立初期就有这样的定位，即科技工作的“尖兵”定位。早在1958年11月，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 “科学技术情报工作还应该根据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研究国际和国内的科学技术发展动向，密切注意国内外的重大发明创造，及时报道科学技术的新发现和新成就，并注意系统地搜集和积累国内外科学技术资料的工作。” “定期地分别评述各重要科学技术门类的国内外水平和发展趋势。”所谓情报支撑，就是以优质的科技情报产品和服务去支持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和各领域的科技创新活动。这种产品和服务不是停留在一般的信息或数据层次，而是经过科学筛选、严密分析、高度综合提炼和研判的新知识、新认知、新判断、新观点，还包括为科研院( 所) 实现信息化提供技术支撑。它服务于各种科技创新活动，重点面向前沿领域的，服务于可能孕育着重大发现重大发明的研究探索活动，服务于国家科技战略的贯彻实施。

　　2) 决策咨询。“决策咨询”，就是为各级领导机关在涉及科技问题及相关问题时提供决策前的咨询服务，包括对问题的尽职调查分析和解决方案的设计优化等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一种传统定位，即“参谋”定位。武衡同志在上述报告中还指出: “各级党、政和经济领导部门随时需要了解和掌握国内外的科学技术情报，以便决定政策，采取措施，领导技术革命运动前进。”情报研究一直是科技情报院( 所) 的标志性业务之一和核心竞争力。今天，决策咨询仍然应该成为科技情报工作的核心业务。它是一种智库职能，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智库。因为它主要面向科技领域的问题及相关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近年来开发的“决策剧场”，是新时期科技情报院( 所) 开展决策咨询服务的一种创新尝试。这种“决策剧场”是一个辅助集体决策的可视化工具性服务平台。它以数据库和决策实施者及参与者为基础资源，对复杂问题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进行实时的在线可视化呈现，可实现政府决策者、领域专家及情报分析专家的工作协同，提高决策效率和水平。投入使用后，获得了有关政府部门和业界同行的很多赞评。据了解，其后期目标是将现有的各种数据资源、计算资源、决策工具和模型资源进一步加以综合集成，统一配置为一个面向创新决策的情报业务支撑系统。它体现了科技情报院( 所) 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方面的特色和独特优势。

　　3) 安全预警。“安全预警”，即在与科技相关的若干特定领域提供安全预警服务，当好一线卫士，发挥“烽火台”的作用。可以说这是前述的“尖兵”定位的一种延伸。以往，少数科技情报院( 所) 的业务中可能有一定的涉及，但是不明确，不普遍。今天，科技、生物、经济和产业等领域的安全风险在迅速升高，已经切实威胁到我国的科技创新事业和经济发展。科技情报院( 所) 需要充分重视这个新的定位，依托自身的信息优势和分析能力，是可以且应该大有作为的。

　　4) 信息保障。“信息保障”，包括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两个方面。它更显然是科技情报事业的历史定位和传统优势。武衡同志在上述报告中还指出: “保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制订和执行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计划时，特别是执行当前生产跃进的中心任务时，都能及时获得必要的科学技术情报资料芒果体育。”可以说，在前30年，我国科技情报界对此定位的落实是坚定不移的，发挥了很好的保障作用。后来，这方面的作用渐渐地弱化了，重视程度降低了，精力分散了，所需的资金也难以满足了，资源优势减弱甚至是丧失了。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科技情报界在信息资源获取能力和拥有量方面，明显落后于一些网络信息服务商和少数巨无霸式的出版商。因此迫切需要大力恢复和加强这方面的优势，特别是在关键领域和国际方面，科技情报院( 所) 一定要责无旁贷地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不仅要在向科技人员提供科技文献资料方面发挥切实的保障作用，还要在科技情报综合服务平台和科技数据汇聚共享等方面提供有力的保障。它是开展科技情报工作的基础，也落实前三个定位的基本保障。其中，除了建设通用的科技文献数据库及服务系统以外，关键领域的一手文献资料、关键数据库、关键信息来源和渠道尤为重要。像NSTL 这样基础设施，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持续建设和强化。此外，还需要考虑建立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若干种服务平台和关键资源库及知识库，例如科技大数据平台，关键领域的文献资源库，重点国家、地区和机构的科技动态跟踪系统，协同创新的支撑平台等。

　　确立这样四维度的战略定位，有助于为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创立一个有价值的、独特的、涉及不同系列业务创新活动的行业地位，有助于与竞争对手在业务方向和核心业务方面进行差异化的竞争，或者以差异化方式实现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目标。同时，这样的战略定位，也有利于进一步明确事业的发展方向，即明确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进而明确资源配置策略和运营策略。

　　历史经验表明，科技情报工作是从科学研究与开发活动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主要为科学研究芒果体育、技术开发和工程建设服务的一种科学劳动。它的基本使命可以简单概括为:“广、快、精、准地搜集、整理、研究、传播和利用国内外科技信息资源，为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合理和有远见的战略定位，是任何时期的科技情报工作和事业发展的指针和灵魂。定位准确、合理，事业就能健康发展，就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定位不明确、不合理，事业的发展就会受阻，就会在为国家和社会服务时表现不佳甚至失职。

　　60多年来，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和事业的战略定位，在前30年是明确、合理的，它被浓缩为六个字: “耳目、尖兵、参谋”。它指引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健康发展。而在后30年左右的时间里，其定位则时常处于模糊不清或摇摆偏颇的状态，影响了事业的发展，减弱了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

　　今天，面对更加不确定的国内外环境和国家的迫切需要，建议我国的科技情报工作和事业继承和创新原来的传统定位，即由“耳目、尖兵、参谋”拓展为: 创新支撑，决策咨询，安全预警，信息保障。确立这样的定位会有利于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真正复兴和发展，有利于明确和强化科技情报院( 所) 的基本任务和职责，优化其资源配置和经营策略，进而产出更多更好科技情报产品和服务，为我国的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和实现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