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果体育目前，在社会的发展中，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也经历过融合、再到分裂的过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实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需要，实现高等人才的培养，就要加强这两种教育方式的融合。因此，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探讨和分析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有效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中，进行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本来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且这两种教育方式相辅相成，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的教育体系设置和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中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影响和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因此，进行这两种教学方式的融合是非常必要的。

　　教育的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比较大，而且教育的发展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情况，因此，随着当前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就要对教育方式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变革。目前，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涉及到环境、资源和社会道德等方面，而且开始广泛的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给社会的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由于当前教育中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分离，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些方面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因此，只有在教育中加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审视社会的价值取向，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给高校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实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是非常必要的。高校的教育中，一方面要联系社会生活实际，确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方向，另一方面，还要针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实现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虽然目前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但是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分离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因此，高校教育要加快转型，适应社会的发展，实现人才的培养。

　　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科学教育是世界文明进步的基石，对社会的进程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同时，科学教育也影响到了人们的思维形式和活动方式。但是，事物的发展都是具有两面性的，科学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也引发了很多社会性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利用科学知识也难以进行处理和解决。对科学技术的过分使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人类自身对社会发展和自然缺乏全面的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是人类需要的，但是还需要和社会文明相结合，要实现的最终目的还是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只有科学合理的运用科学技术，才能线]。如果科学偏离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就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发展，所以，只有加强人文精神的指引，才能更好的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科学讲求的是对真理的追求，人文主要追求的是精神品质的养成，这两方面的都有一些相似的价值属性，具有一定的融合性，也就是说，科学和人文是可以进行有效融合的。同时，在科学教育的发展中，既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还是一个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因此，科学的、求真的价值观统一于具体科学的发展过程，例如科学反对宗教迷信，体现出了求善的人文价值追求和取向。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会使人类社会发生很大的改进，同时，人类社会的精神面貌也会有很大的更新，因此，可以说科学的发展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前的教育中，要实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并不是将这两种教育方式进行简单的相加，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有效结合。这种结合形式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对教育价值观、功能观和教育理念，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根本改变。具体来说，这种融合就是实现科学化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化的科学教育两方面内容相结合，将科学的发展作为基础，进行人文化的指导，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要加强制度创新，并落到实处，真正实现人才的培养。

　　价值观念是行动的指导，要实现教育中科学和人文的有效结合，就要积极的转变当前教育中的价值观念，转变人才的培养目标。不论是科学教育或者是人文教育，最终的发展目标都是人，都注重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3]。实现人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就要加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有效统一。

　　在目前的教育中，要实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就必须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例如实行“2+2”、“3+1”等一些教学模式的改变和更新，主要是在一定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专业的教育和培养。这种教育模式的改变，可以对当前的教育基础进行拓展，让学生接触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融合的价值观念影响，能够实现人才的有效培养[4]。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能够让学生更好的适应目前社会的需求。

　　在当前的教育中，课程体系的设置是实现教育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要将科学精神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教育纳入专业的培养方向，就要以通识教育为基础构建和专业方向相关的教育课程体系。同时，调整过去的教学模式，发展科学和人文相结合的新课程、新专业，改进教学方法，让科学和人文实现更好的融合。另外，由于目前的教学中，存在注重知识的传授，轻视素质的培养问题，因此，要改变人才的培养方式，要让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促进学生更好的发展。

　　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教师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加强教师在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方面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学生在人文精神的养成和科学知识的学习方面，往往需要教师来进行引导，这也对教师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教师需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同时，培养进行知识整合的能力[5]。另外，教师需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面以及教学方式，在科学教育中彰显人文精神的引导，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人文和科学素质，在具体的问题分析中，既能够实现科学的思考，又能够接受人文精神的指引，不断进步。

　　校园的文化氛围建设，对人才的培养和熏陶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要加强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注重科学和人文理念融合的宣传和引导，促进学生的发展。同时，在学校的教育环节中，要定期的开展一些人文讲座，学术交流会以及专题报告会等，对一些热门的话题和活动进行讨论，充分的培养学生，实现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也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有很大的影响。四结束语实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因此，当前的教育中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树立科学和人文相结合的教育发展观念。同时，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并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将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进行有效的结合，实现人才的培养。另外，营造科学和人文相融合的文化氛围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1]肖林根.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阶段[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3）:99-102.

　　[2]肖燕飞,王丽.试析高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12):78-79.

　　[3]王前军.当前我国高校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审视[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03):65-67.

　　由于全球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地震、台风、寒潮、泥石流、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与日俱增。自然灾害常伴有人员的伤亡，有大量急性创面需要处理［4］。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社会矛盾也进入凸显多发时期。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基本稳定的同时，件却有不断增多的趋势。另外，境内外敌对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他们打着“民主”、“宗教”、“人权”等旗号，在境内外实施了一系列恐怖破坏活动。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强化暴力恐怖工作，已成为当前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在灾害事故医疗救援工作和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均涉及创面处理工作。现代高科技局部战争具有杀伤强度大、作用时间长、伤亡机理复杂及新伤型、新伤类增多的特点。提高创面疾病的治疗水平和能力对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为适应当今社会对创面疾病治疗的需求，医护人员有必要接受系统的创面外科学教育。

　　复杂病情的必然要求导致创面疾病的病因复杂，外伤、烧伤、感染、手术、内分泌代谢疾病、血管疾病、放射线、药物、高原或海域环境等均可导致创面疾病。导致创面疾病的发病机制复杂，如糖尿病足溃疡是慢性进行性血管神经病变，涉及血管、神经、肌腱、骨骼等部位，常伴有感染；而放射性损伤创面难愈则与放射损伤造血功能，导致炎细胞、组织修复细胞功能受损有关。影响创面愈合的因素也极复杂，慢性创面常合并感染［5］，细菌构成生物膜会明显抑制创面上皮的再生，延缓创面愈合。老年人巨噬细胞、成纤维细胞、角质细胞的功能下降，能量代谢紊乱等均影响创面正常愈合。为了应对创面疾病的复杂病情，需要对医护人员进行系统的创面外科学教育。

　　我国正在进行的医改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医改的重要内容。有资料表明，需住院治疗的严重创面疾病患者约20％，而约80％左右的创面疾病患者因创面小、损伤轻，通常在社区或县以下医院就诊［3］。基层医院开展创面疾病治疗工作能够极大方便患者就医，降低医疗费用，从而有效地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难题。我国地区间医疗水平差异较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必须进行系统的创面外科学教育，使广大创面疾病患者受益。

　　有一批从事创面治疗的医护人员。我国烧伤外科治疗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创面处理在烧伤外科中占有重要地位，烧伤外科医师具备处理复杂创面的能力。多家医院具有采用各种手术修复创面的技术。近年来，国内许多医疗机构成立了治疗创面疾病的科室，多称为创面治疗中心或伤口治疗中心。有的由烧伤整形科扩展功能而来，有的系新建的综合性专业治疗中心，还有的采取以专科医师为中心、多学科合作模式［6］。这些医护人员经过适当培训，能够胜任创面外科学的教学培训工作。有创面疾病基础研究成果。目前创面疾病的基础研究开展较为广泛，对创面愈合机制、创面延迟愈合的分子机制、病理生理机制、组织灌注不良和缺血再灌注损伤、细菌负荷感染和坏死组织存留、细菌衰老、细菌生物膜等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新学说如糖尿病创面难愈机制的微环境污染学说、创面床准备理论等不断涌现。这些研究成果为创面外科学打造了坚实的理论基础。451创面疾病诊断方法不断进步。随着多普勒超声、血管造影等影像学诊断手段应用于创面疾病的病因诊断，创面面积和深度的数字化测定、创面组织氧供检测、创面压力和张力测定等方法用于创面的评估和分级，创面微生物快速检测用于创面感染诊断，创面疾病的诊断方法已较为完善。创面疾病治疗手段较为丰富。创面疾病的治疗方法不断涌现，并趋于成熟。促进创面愈合的各种治疗方法，如创面应用新型敷料、生长因子、组织工程皮肤、酶学清创、负压治疗技术、高压氧治疗、激光、电、磁等辅助治疗、中医药治疗等已在临床广泛开展应用。除了传统的皮肤组织移植手术外，血管外科手术、自体干细胞移植术也已在临床开展。有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有了丰富基础理论、诊断和治疗手段，构建创面外科学教育体系已成为可能。

　　构建创面外科学教育体系的基本原则为：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院校教育、继续教育和普及教育相结合的创面外科学教育体系。国家教育部门要制定全国各段、各层次人员的教学大纲、考核标准、教材，并对受教育者分层次实施，突出重点。以医学高等教育为基础，以医学继续教育为重点，同时普及居民的创面疾病基本知识。创面外科学高等教育。创面外科学教育应纳入临床医学专业各学制外科学的常规教学内容，这有利于医学生对创面疾病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在外科学教材的总论部分应增设《创面外科学》一章；护理专业本科生也可在外科学护理中增设相关章节；应积极培养创面外科学的硕士或博士等高级专业人才；可先在烧伤外科、创伤外科专业中培养创面外科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条件成熟后，积极向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设立外科学（创面外科）学科，独立培养专业人才。创伤、烧伤外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也应纳入相关内容。医学院校应建立和完善创面外科学教师队伍的建设。

　　从临床一线医护人员中选取有一定基础、热爱创面外科的人员，经过必要的教师资格培训后充实到这一学科的师资队伍中。也可通过国际交流平台，采取出国培训、从国外聘请相关专家来我国进行授课等方式加快培养骨干队伍。聘用优秀的本专业专家教授担任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形成培养研究生的教师队伍。创面外科学继续教育。在现阶段我国尚未建立创面外科学教育体系的背景下，应把在职医护人员的创面外科学继续教育作为重点，以满足临床工作的迫切需要。条件成熟的创面治疗中心可设立继续教育基地，接受各类医护人员进修培训。要充分考虑不同背景医护人员的学历和临床实践经历上的差别，进行有针对性培训，培训要注重实用性，能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7］。要重视本专业医护人员的知识更新。可以在专业学会组织下，通过学术会议、短期培训班形式，介绍国内外创面外科学进展和创面诊疗的新理念、新技术、新设备等。相关专业杂志可开设创面外科学专栏，为创面外科学的普及、交流、提高提供场所。应重视互联网这一继续教育途径，开设专业网站，以利于边缘地区和基层医院医护人员学习［8］。

　　“十三五”期间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和目标，其实现的基本路径是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优化教育教学模式，重视教育教学过程和环节的丰富与创新，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与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科技竞赛以及学生活动相融合，更好地实现全人教育的探索之路。

　　人文教育主要是对人进行人文知识、思想道德和文化精神的教育，强调人性的培育和精神世界的丰富。而科学教育主要是进行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和技术创新的教育，强调严密的逻辑思维、系统化的科学知识以及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任何教育都不应该区分进行，教育的本质是以学生的成长成才为核心，重视学生的全人培养。科学教育中，人文精神的渗透为科学知识的学习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狭隘的科学教育无法完成学生对人类有益的持续创造性培养；而在人文教育中，同样需要科学的理性思维的支撑，狭隘的人文教育也无法带给学生持久的价值感和理性逻辑。

　　以我校机器人队为例，依托2002年起步的一项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和国内选拔赛，十五年的时间里，我校已培养了约300名机器人队正式队员，其中70%以上的学生在毕业后出国或在国内深造，毕业后均进入优秀的企业或自主创业。机器人队培养模式是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并重的实际案例。大学的培养离不开精神引领和塑造，“勤为径，创新求胜；苦作舟，荣辱与共”的机器人队精神，通过十五年的凝练和传承，影响了一届又一届的队员和机器人爱好者。经过十五年的探索和完善，机器人队培养已建立一套完备健全的体系（如图1所示）。机器人队相关培养活动不止是通过实践平台提升学生的专业技术和科研水平，在这个体系中，既重视平台的搭建和打造，整个氛围的营造和文化活动的开展，又重视学生团队的自我适应能力、协作能力和创造力的培养与挖掘；既重视依托培训、赛事、活动等实践，又重视创新成果的总结和提升。整个体系由培养平台、氛围营造、训练平台、学生团队、实践平台等5个层面构建而成，涵盖15个方面的丰富内容，三大学生项目基金支撑贯穿于整个培养过程，固化并升华了学生机器人的科创成果。

　　学校工程训练中心现有加工中心、数控车床、数控铣床、普通车床、普通铣床、钻床、折弯机、剪板机、冲床、交流弧焊机、电工技术实验台、电气维修实训台、传感器综实验台、慧鱼及博创机器人创新实验模块组件等近2000套设备仪器，价值2000多万元。基于“基础型、综合型、创新型”的层次化实训教学体系，分别设置了基础工程训练、综合训练、创新训练及职业技能训练等四个层次，培养学生的基本工程素质与实践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思维方法以及探索知识与勇于创新的精神，促进学生专业知识、能力与素质的协调发展。

　　每年通过校园“创新创业周展”“年度获奖机器人展”“高校科技夏令营展”等途径，展出机器人，宣传机器人成果，树立文化标杆。让机器人文化像诗歌、电影等一样，成为一种流行。建设学院“机器人文化馆”和“机器人展厅”，展出历年自主研发的优秀机器人，积淀机器人成果，将历届机器人队实体成果和精神结晶传承。同时重视机器人Logo的印记影响。通过校园宿舍走廊机器人装扮文化和机器人标示，传递机器人文化。宿舍的多彩装扮，门把手上的温馨提醒，学校的各项重要活动……机器人的logo无处不在。另外，机器人论坛、机器人校庆周活动不断丰富着我校机器人文化。

　　加大技术培训系列活动的同时，通过由易及难的比赛题目，开展训练和选拔。通过新生杯电子设计竞赛，学院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等赛事，让学生迅速入门。然后，通过全校性巡线机器人大赛实现技术进阶。低年级学生组队，机器人队成员和科协成员通过宣讲会、题目解析会、答疑解难会等方式帮助低年级学生完成作品。巡线机器人大赛已成为我校影响力最大、参与学生最多的学生自发组织的品牌赛事。

　　由于学生组成的多元化，跨学科交流是培养的另一种尝试。每年机器人队成员有来自机械、电气、工业工程、计算机、电子信息、通信等工科专业的学生，也有外国语、管理、数学等专业学生。整个备赛过程约10个月时间，集中在机器人基地开展。20～30人组成的机器人队，分为软件组、机械组、控制组以及协调组，依据个人特长分工完成相应任务，同时做好配合，完成预计方案设计的机器人。其中机构设计、加工，器材的选型、购买、报账、入库，设备器材使用、维修、报废，机器人联动调试、手动操作培训等一系列工作，均由队里自主完成。

　　注重机器人文化校外交流也成为机器人队与社会接轨的一种培养方式，如走进社区和中学进行机器人科普宣传，开展志愿活动和社会服务。2013年，机器人队学子通过技术交流，帮助成都七中GMT-E机器人队攻克难关，最终在“FIRST机器人大赛”力战群雄，拿下了全国一等奖，并代表中国赴美国参赛。2015年，机器人队学子指导中学生获得2015年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活动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立地顶天”冠军，获得2015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一网打尽”亚军。

　　通过纵横交错、同步开展的培养体系，培养了学生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包括表达沟通能力，热情自信的魅力，冷静思考、精益求精的思维习惯，严谨创新的科学态度，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勇气，全面的组织能力以及相互信任、团队协作的集体精神。其中，有一位机器人队员获得2011年全国大学生十大年度人物提名奖。2013年全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评选活动中，电子科技大学参评的“超越梦想”机器人研创文化活动获得全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目前，机器人队成员已成功孵化科技类创业公司10余家，创业团队若干。在创新创业的路上，机器人队一直在前行。总之，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短时间就能达到极致或者突显成效。高校应以人为本，认识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对于学生全面发展成才的重要性和不可缺失性。搭建更多平台，以多元化的教育途径相结合的方式，替代传统的课堂理论知识讲授，使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并促进他们的成长成才。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树立以生为本的基本理念。同时还要解放思想,更新教育教学观念,转变教师角色。把自主合作探究的新课程教学理念切实落实到教学活动中。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人格尊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培养幼儿自主研究、自主创新、自我发展的能力,使幼儿成为学习的主人。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教育教学过程之中,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结合幼儿自身特点把幼儿的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将幼儿培养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栋梁。教师在教育工作中,不仅要教幼儿的文化知识,更要培育幼儿的各方面基本素质;既要增长幼儿的智慧,又要增强其身体素质。教学中要进一步更新观念,在加强基础知识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幼儿能力的培养和学习过程的感与受。

　　科学教育并不是以培养科学家为唯一的目的,而是以应用及创新科技生活为基本。所以在幼儿的科学教育中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主要目的来进行培养:幼儿对科学认识的能力;幼儿对科学探索的能力;幼儿对科学的认识与探索的态度。

　　众所周知,幼儿的好奇心极强,喜欢直接用其感官的方法对科学与知识进行探索,所以,幼儿科学的最重要、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对其提供最直接且正确的知识或者对新事物的认识。所以,在我们对幼儿进行学前教育时,我们绝不可以完全依赖纸与笔进行教育。当然,幼儿由于对新事物的理解与认识有限,知识与意识很有限,也不可对其进行直接讲授教育。在对幼儿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根据幼儿的生活特点,刻意创造科学的环境,可以让幼儿具体操作并运用相关的新事物新知识。如,观察、分类、比较、总结等。

　　观察能力是直接用人类的感观去了解事物的信息,是获得第一信息的直接方法,也是人类最基本的能力之一。所以,幼儿老师应该多让幼儿用其感官来对周围的事物与信息进行探索。如,看、听、摸、闻、尝。可让孩子们用心去观察鱼儿在水中游,天上的月亮、星星等,不仅可激发孩子们对事物的探索兴趣,也能让孩子们养成观察习惯。

　　当孩子们对周边事物有了新的发现,但由于其根本不知道事物的客观真实性,在客观上有可能其认识的信息是错误的,所以,当我们在对幼儿进行教育时,我们应该培养孩子对事物的逻辑、真实性、科学性进行推断。这不但提高了孩子的推断能力,也让孩子能够找到事物的客观真实性,还能让孩子养成科学推断的习惯。尽可能地提供一些适合幼儿特点的因果问题。比如:让孩子试着去探索太阳为什么会将湿衣服晒干?

　　判断就是对一件新事物在没有得出结论之前,用自己的思维与知识对其进行预测。在幼儿进行学习与教育时,老师应该多运用一些关于判断的手段,对孩子进行培养,而且可以通过对事物的形象化,或者实验来揭示答案。从而提高孩子的判断方法,判断能力。在这方面,可以让孩子多做一些游戏,像让孩子数花朵,看其对数字的掌握程度,是否能够判断正确?

　　沟通不仅是人类最基本的能力之一,也是在人们思想交流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所以,当我们在对幼儿进行教育时,老师应该多让孩子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如,肢体语言、直接语言、创作等方式。幼儿的沟通是一种对事物的理解的表示,他首先需要对事物进行理解,才可以用他特有的方式将自己的理解表示出来,也只有表示出来,老师才知道孩子是否对事物理解到位。同时,老师也要通过幼儿的表现,来对其进行分析。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冯友兰说：“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代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元培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1]北京大学教授萧超然说：”如果中国古代最大的教育家是孔子的话，那么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就是蔡元培，蔡元培是继古代孔子之后独步于中国近现代文坛的教育巨匠”。[2]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恢弘浩淼，不啻于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座宝库，而内容丰富、深蕴哲理的科学教育思想则是整个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奇珍，光芒万丈，辉映寰宇，泽被后世；似丰碑，立足近代，秉承古代，昭启现代。

　　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基于他本人的经历实践和探索思考，基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环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源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非常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的。作为中国教育思想史乃至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有其自身复杂的背景和广泛的来源。拙文就此二端稍作探析，藉以祈教于方家，冀获引玉之功。

　　作为封建社会的垂暮之年，清朝后期，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文化失落，教育废弛，社会动荡，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危机重重。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增加生产、扩大市场、赚取高额利润，从而肆意将殖民侵略的贪婪触角伸向了海外，积极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上物产丰饶、地广物博的东方大国，早令列强垂涎欲滴了。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接踵入侵，《中英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中国进一步丧失了主权和领土的完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再次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此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

　　当蔡元培于1868年诞生之时，正值中国因战争失败而遭受资本主义列强凌侮的时候，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尤使蔡元培震惊，面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西方列强，他深切感受到中国明显的衰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开始涉猎“新学”。“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孑民始涉猎译本书。”[3]1899年，蔡元培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使他“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洲氏、龚定庵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4]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只关注与治国安邦密切相关的那些圣人礼法和伦理纲常，科学长期遭受冷落。“我国人士，由来尤多好高骛远，专尚空谈，以致有科学落后之今日。若仍因循故知，不图努力精进，则恐唯有受天演之淘汰而已，然此亦因限于科学、智识之幼稚也。国内发明既寥若星辰，著作尤鲜若鸿毛，欲求一可读之书，殊不可得，深进研究，更属梦想。”[5]至于今日中国之学术程度，“则吾人益将无地以自容”。可是，世界列强则为另一番图景：“近来列强提倡学术研究，不遗余力。在国内，固然不惜用最新的设备，集中专门人才，使之致力于宇宙的秘奥，事物的创造，崭然有新的发见或发明，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名誉，而且高掌远蹠，肆力于国外，尤其眈眈于我国疆土。”[6]蔡元培为中国缺乏现代科学而万分自愧，他认为，欧洲人所谓的某学某术受中国影响，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学术，而非中国当今的学术，在西洋科学发达而中国科学落后的现实形势下，今人无可引以解嘲。

　　近代中国的落后，引发了蔡元培的深切思考，他在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比较中西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进行科学教育，方是振兴祖国，改变落后状况的有效途径。“欲救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7]20世纪初，世界科学迅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发达，科学竞争日趋激烈，世界上的强国，无不是工业兴隆，对于声、光、化、电的学问研究得细致入微的，蔡元培说：“今人竞言科学救国矣。夫科学何以救国？岂不以人类所以进化之秘奥，他学所不能明者，科学能之；国家所赖以生存之要素，他术所不能致者，亦为科学能之。并世各国之富强，正与科学之发达以骈进。”[8]蔡元培指出了科学的重要作用及科学发达与国家富强之间的正比关系。他数度出国留学，将中国与西方进行比较，探求西方诸国国富民强的奥秘，认为中国在近代以后科技已经落后，要想富强发达，唯有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指出现代文明源于欧美，“盖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因此，我国要发展，“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呵！”[9]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正是在这种近代中国落后及西方列强凌侮的时代背景下盟生的。

　　就“百家争鸣”而言，蔡元培赞誉如是：“我国先秦时代，诸家风流，颇具科学途径，治哲学者有道学，治道德政治之学者有儒学，治论理学者有名学，治法学者有法家，治词学者有纵横家及小说家，治农学者有农家，治理工之学者有墨家，其学说皆有独到之处，足与希腊学者抗衡。”[10]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其科学途径深深地激发了蔡元培的民族自豪感。正如他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所说：“种种学说并兴，皆以其有为不可加，而思以易天下，相竞相攻，而思想界遂演为空前绝后之伟观。”[11]事实上，确如蔡元培所言，奇伟壮观的“百家争鸣”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百家争鸣”中所反映的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精神深深融入了蔡元培的精神世界，成为他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百家争鸣”中各派学说所呈现出的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成为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源头；“百家争鸣”中寻求变革、促进发展的学术理论，成为蔡元培冲破传统、积极变革的原动力；“百家争鸣”中崇真尚实、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成为蔡元培科学精神的主要来源。综上所述，“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成为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正向来源，从正方向上丰富了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内容。

　　蔡元培认为，在我国学术史上，法家偏重群性，道家偏重个性，二者均不适合我国民族的习惯，只有儒家能兼顾个性与群性，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年而不被更替。但是他随后又对儒学展开了深切的反思：“中国墨学中绝，故以后科学不发展，而宗仰孔子之儒家，自汉以来，不能出烦琐哲学之范围。”[12]虽然墨家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在我国科技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在“儒学独尊”强势冲击下，同为显学的墨家，不得不急流勇退，归于沉寂。蔡元培认为，在我国最近的一千年内，国人的思想为烦琐的哲学所束缚，因而科学极不发达，科学上的进步也特别缓慢，根本就不能与科学发达的世界各国作同一速度的演进。蔡元培对我国汉以后儒家学者的治学方法也做了一番深思：“自汉以后，学者偏重读书，如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阳城读书集贤院，昼夜不出户，凡六年，皆为人所艳称。使人以此为学，真古人所谓专己守残者耳。”13]在古代中国，科举取士成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途径，激起了众多学者的学习热情，但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央集权专制下，儒家经典是考生重点研习的内容，儒学理论是考官判别优劣的标准。“学而优则仕”，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吸引到科举这座“独木桥”上来，科举制度成为向知识分子灌输儒学教义、向全国普及儒学理论的强有力手段，这比行政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命令更有效地“罢黜”了“百家”，使诸子成为被禁之列，结束了新学术、新思想的百家争鸣。

　　在近代中国，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逐步发生了动摇，这引发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反思，蔡元培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蔡元培是标准的儒家学者，但他却能对儒学思想进行深切反思，这一点尤为可贵。对“儒学独尊”的深切反思，成为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逆向来源，儒学重伦理教育、轻自然科学教育，儒学尚继承、轻创新等弊端，从反方向上给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以重要的启示。

　　蔡元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数度留学西洋，对国外文化也颇有研究，而这些又成为其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

　　康德是18世纪德国著名的古典主义哲学家，在世界范围内，他第一次提出有科学价值的天体起源学说。他用自然自身具有力量的观点将太阳系描绘成一个有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该过程无需神力的“第一推动”，从而在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上打开了最初的缺口。

　　1907年以后，蔡元培五次走出国门，其中三次留学于德国大学，留德期间，他几乎每个学期都在大学开设的康德哲学讲座上听课，其中有冯特所讲的《新哲学史-从康德至当代》和福尔特所讲的《康德哲学》等。听课、读书之余，他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鲍尔生根据康德哲学思想撰写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留学法国期间，蔡元培还草拟了《康德美学述》一文。

　　以康德的“二元论”哲学为指导，蔡元培建构了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体系，他认为世界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现象世界，即物质世界，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均属之，它是相对的，有形的，有限的，受因果律的制约，与时间、空间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是可以经验的，属于政治范围；一为实体世界，即本体世界，一切精神现象均属之，它是绝对的，无形的，无限的，不受因果律的制约，无时间、空间的限制，是超越经验之外的，是超政治的。依据上述划分，蔡元培认为属于物质世界（现象世界）的自然和社会永远不可能进入本体世界（实体世界），只有人的精神才能进入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只有通过人的精神才能与本体世界相通；而与本体世界愈接近，人的精神就愈趋于自由高尚，人也就愈变得纯真完美。本着这样一种对宇宙人生、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蔡元培指出：“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14]蔡元培认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世界的两个方面。他认为联合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的津梁就是教育。教育虽然立于现象世界，不排除对现象世界幸福的追求，但其最终目的却在于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所以，他认为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帮助受教育者发展其能力，养成“完全人格”，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恪尽一份责任。

　　在以康德哲学思想为指针而制定的民国教育宗旨中，蔡元培将科学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康德的哲学思想毫无疑问是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就科学而言，在西方文明世界中，蔡元培尤为推崇德法两国，“近世言科学者，率推德法两派。法人多创见，德人好深思，两者并要，而创见尤为进化之关键也。”[15]蔡元培以为德法两国的科学程度各有千秋，德国注重精细分析的研究，法国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我国学者应充分吸收两国特别是法国科学家的发明锐气。这种发明的锐气在蔡元培看来，它的实际表现则是：在近代社会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世界各国竞相发明新的器具，德国的飞艇、法国的飞机，为人们的交通旅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两国能够持久作战，究其原因，蔡元培认为是两国科学的发达。他如此推崇德法的科学文明，这与他在这两国的留学经历是密切相关的。1907年夏，蔡元培赴德留学，学习德文；1908年进莱比锡大学学习，历时三年六个月；1912年9月，蔡元培再度赴德留学，继续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至1913年6月止。他在德国留学所修的课程主要有《心理学原理》、《儿童心理学与实验教育学》、《心理学实验方法》、《德国现代文明史：其过去与现在》、《德国古代与中世纪的文明》、《德国现代文明史：世界观与科学观》、《古典时期的德国文明》、《欧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的历史》、《作为一个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歌德》、《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成就》等，就这个粗略的课程目录，可以看出几点：（1）蔡元培在选课方面特别重视文化史、文明史方面的课程学习，他并没有从狭义上来理解教育，而是将教育的内容即文化道德和教育方法理论即心理学联合起来学习；（2）在研究西方文化方面，他尤其注重对科学基础的探讨，此后又将之与中国文化作了比较研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中国开创了文化史比较研究的传统；（3）蔡元培善于学习那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科学成果，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欧洲文明怎样过渡到近代文明的这个根本问题。可以说近代化、现代化是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特别注重学习一些自然科学。1913年，蔡元培赴法国留学，学习法文，从事著译、考察和研究，积极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至1916年10月受命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止。此间，蔡元培除了翻译康德的著作外，于1915年以德国哲学家鲍尔生与冯特所著《哲学原理》为基础写成《哲学大纲》。1920年10月至1921年9月，蔡元培赴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先后去了德法等十个国家，访问了这十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拜会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1923年7月至1926年2月，蔡元培又一次赴欧洲，在德法等国从事讲学、考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蔡元培十分重视吸收外来文化，在面对技术先进的西方各国时，他毅然离开发展停滞的祖国而抵达近代化的国度，学习并且精通西方新出现的科学文化知识。他的理念是：一个民族，不能不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犹如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的空气及饮食，否则就不能有所长进。

　　德法两国的科学文明对蔡元培的影响极大，他在欧洲各国留学和考察期间，耳濡目染，深受其熏陶，德法两国的科学文明是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时值民族危机，蔡元培抛弃了封建士大夫的头衔，踏上了资产阶级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吸收西洋文明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教育思想，它是在立足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对东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

　　[1]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A].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8.

　　[2]萧超然.蔡元培与近现代中国教育改革[A].见丁石孙、萧超然、梁柱等著：蔡元培研究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

　　[3]转引自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C].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203-204.

　　[9]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卷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35－536.

　　“科学”范式就是科学家“共同体”在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建立在一种共识基础上的一套方法或模式。这种共识中，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人文”范式的灵魂一样，饱含着“以物为本、求真、批判与革新、实证与证实”等核心内涵的科学精神就是其灵魂，也是“科学”范式的根基。“科学”范式本着价值中立的原则，以物为主、求真务实、追求事实知识。“科学”范式的音乐教育就是以音乐和教育的对象“人”（精神层次之外的人，主要指生理和心理）为对象，侧重于在追求音乐教育的事实真理（而非价值真理）过程中，传递音乐教育的事实知识（而非价值知识）。用“科学”范式审视音乐教育，具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是“科学”的必然要求，也是音乐及音乐教育发展的自然结果。这种必然要求与自然结果随着“音乐”与“教育”“科学化”的深入以及“人文”范式音乐教育根基的削弱，而发生了“范式转移”。于是，“科学”范式的音乐教育在“人文”范式音乐教育之中脱颖而出，大放异彩。

　　在西方，从“人文”范式音乐教育向“科学”范式音乐教育的“范式转移”，缘于音乐教育在两个层面的演变，即“音乐”与“教育”的“科学化”。音乐的科学化，缘起于古人对宇宙万物本原的思考。其中，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是万物的本源出发，认为“你不仅可以在超自然的和神的存在中看到数的本性和力量在起作用，而且可以在人的各种活动和语言中看到它们在起作用。它们不仅贯彻于一切技术生产，而且也存在于音乐之中。数与和谐的本质不容许虚假”。[2]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音乐的和谐就是数的和谐（弦长比）的观点，主要从乐器制造和音乐的音高、节奏、形式等方面对音乐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为现代声学奠定了基础”。[3]

　　希腊音乐科学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亚里士多德有关音乐的著述，不再依赖非音乐的因素，在他的体系中，“纯粹的科学—经验探索与音乐净化的教义并肩共存”，而且，其逍遥派弟子“将音乐科学的发展推向最高点”。早期音乐科学化过程中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塞诺斯，被视为第一个音乐心理学家和音乐美学家，他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数字思辨不同，将音乐声响的研究基于物理学—声学，超越声音的“本源”问题，探索了人耳对声音的知觉问题。圣奥古斯丁在六卷音乐论著《论音乐》中，毫不犹豫地在科学范畴中给音乐以一席之地，并“把音乐看作是受制于数字规律的事物，与其他有组织的存在完全类似，它们遵循同样的根本法则”。[4][5]波伊提乌（卒于约524-526年）和卡西奥多努斯（卒于约580年）代表西方古代音乐科学的结束。作为音乐科学化分水岭式的标志，波伊提乌的《论音乐的体制》是“对其从前所知的总和”。

　　他在继承毕达哥拉斯学派观点的基础上，从思辨数学家的角度再次论述了“天乐”、“人乐”、“器乐”的和谐与数字的对应关系，认为只有“器乐”[6]才是最终用感官能感知到的音乐形式（“声乐”没有提及），并且认为“音乐家就是用理性推测的人”。由此，后人尊他为“翻译、校正和发展音乐科学的大师”，所有后来的历史学家，在定义音乐为一门科学而非艺术时，都把波伊提乌奉为圭臬。之后，音乐的科学化进入新的里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基于物理学的音乐的科学化，二是基于心理学的音乐的科学化。[7]

　　（一）基于物理学的音乐科学化，其过程主要是依据“声学”（acoustics）原理，吸收物理学及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运用数学方法，从“声音”与“振动”的关系出发，研究声音的振动频率、振幅、持续时间、泛音列、复合音构成等，并应用于音乐实践。其结果带来音乐的系列变化，主要体现为：乐律的不断理论化和体系化、乐器制造工艺及技术的改良、科学发声方式的探索等；同时，对“音律”所做的探索作为音乐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进一步影响到记谱法、和声、曲式、配器、作曲、演奏、演唱、听赏、治疗等几乎所有音乐实践领域。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

　　其一，是“律学”的研究与发展。律制的演变，特别是三种律制（毕达哥拉斯律、纯律和十二平均律）的变迁与欧洲音乐历史上的三种主要音乐体裁（单声音乐、复调音乐和主调音乐）的变迁存在一定的联系，这种变迁并不是一种后者推翻前者的“革命式”更替，而是一种互补与共存。[8]律制上的这种互补与共存也不断推动了音乐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世界音乐的繁荣与发展，从律学角度看正是乐律学的科学化过程。这一过程在中外音乐文化发展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在欧洲，根据古希腊“数理派”、“和谐派”理论所建立的自然四音列、变化四音列、四分音四音列，经过拉莫斯、扎利诺、巴赫等人的进一步探索，不仅催生了西蒙斯泰文、梅尔桑等的十二平均律，而且奠定了欧洲经典和声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在物理学、数学新概念激励下，特别是“对数”的发明并被应用于音乐领域；小微音差的发现，谐音列与共泛音结合，对沉音列的探索以及和声二元论的发展，不同的五十三平均律或趋匀律、二十四平均律或趋匀律等各种多律位的平均律的探索等，极大丰富了欧洲主流音乐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印度人古老的“22斯鲁蒂”理论及16世纪以后律学研究的学理化发展；阿拉伯—波斯人的“量音理论”（Theoryofmeasuration）、萨菲丁的不平均十七律及12种调式、乌德品位记录下的律学成就奇妙的律学理论；尤其是，由《管子地员篇》所记录的中国最早的律学实践——三分损益，经过钟律的演绎，催生出京房六十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荀勖笛律、何承天新律、王朴新律、蔡元定十八律、多维生律因素的琴律，到明朝朱载堉最早创立十二平均律等等，都是对音乐“科学化”的追求。[9]

　　其二，是“倍音”（实为“泛音”其结果导致了“音乐”概念的嬗变，在对音乐“自然之在”与“符号之在”的认识中具有了许多“科学”的意味，并直接影响到了音乐与音乐教育的实践。[10]）原理对音乐理论体系建构的影响。在律学研究中，对“泛音列”（也有称为谐音列Harmonictoneseries[11]）的研究，尤其是“倍音”的发现对律学与音乐声学都起到了极大作用。它不仅是制定各种律制（毕达哥拉斯律、纯律、中庸全音律和不规则律等）的依据，也是产生各种音程（纯五度、纯四度、大小三度、全音、半音和四分之三音）的依据。而且，音色也决定于一音中某些倍音的存在和强度，音高不定但有一定音色的打击乐器，则是由非整数倍的倍音所决定。倍音原理在17世纪被梅桑纳从弦振动中首次发现，经索韦尔在概念上的详解，于18世纪，在赫尔姆霍茨自己发明的共鸣器中得到验证。

　　另外，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兼理论家扎利诺（GioseffoZarlino，1517-1590）就依据律学理论，撰写了他著名的《和声法则》（LeIstitutioniharmoniche）[12]，第一次承认在和声结构里三优于音程，扎利诺的这部著作对以后几百年西方音乐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他的调式理论为以后的大小调体系形成奠定了基础，他的音律理论、和声法、对位法以及作曲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西方理论家和作曲家。[13]法国作曲家兼音乐理论家拉莫（JeanPhillippeRameau，1683-1764）在笛卡尔的影响之下，以声学作为和声理论的基础，首次把倍音原理应用于的构成，并且对扎利诺提出的大三的构成也归因于倍音，使其找到科学依据。他于1722年发表的重要论著《基于自然法则的和声论》，就是基于倍音理论的产物。与早期的多声理论著作，如胡克巴尔德（Hucbald,840-930年）的《和声基本原理》（DeHarmonicainstitutioneo）、无名氏（法，9世纪中后期）的《音乐手册》（Musicaenchiriadis）、无名氏（法，9世纪中、后期）的《教学手册》（Scolicaenchiriadis）以及规多达莱佐（GuidodArezzo，约995-1050年）的《浅论》（Micrologus，1026年）[14]等相比，拉莫的著作由于依据倍音原理而具有了更多的“科学性”，该著作《基于自然法则的和声论》也由此奠定了近代和声学的理论基础，在十二平均律的助力下，从此开启了西方音乐的新时代，也带来了音乐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巨大变化。今天所建立起来的经典音乐学科，如和声学、曲式学、律学、配器法、作曲法、基本乐理及其相关衍生学科等无不与此紧密相关，形成了音乐“共性实践”（CommonPractice）阶段的理论基础。

　　（二）基于心理学的音乐的科学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欧洲。在1863年的德国，著名的生理学兼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H.vonHelmholtz，1821-1894年）出版了《论音的感觉——音乐心理学基础》的学术专著，从生理解剖和听觉实验角度阐述人耳对乐音的感受，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本从实证科学的角度探讨“音”的发生机理与性质的专著。赫尔姆霍茨的理论是建立在德国物理学家兼哲学家费希纳（G.Fechner，1801-1887）所奠定的心理物理学研究方法基础之上的。经施通普夫（C.Stumpf，1848-1936）和里曼（H.Riemann，1849-1919）等人的继承和发展，最终完善了欧洲音乐的“功能和声体系”。正因为“功能和声体系”是建立在音响心理学相关法则基础之上，从而使得以此为基础的“欧洲音乐体系”被贴上了“科学”的标签，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的传播，经久不衰，在不同形式与层次的音乐教育中至今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教育的科学化，首先表现为教育学的科学化探索，即教育的科学化与教育学的形成与演变紧密相连。1632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发表《大教学论》一书，标志着教育学从哲学母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夸美纽斯的教育学既具有描述科学的特点，又含有规范科学的内容，“是一种经验与思辨同在、事实与价值合一的所谓‘完形教育学’（VollkommenePdagogik）”。[16]自夸美纽斯塑造了传统教育学的雏型之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裴斯泰洛齐等人的努力，到赫尔巴特由Bildung转向Erziehung，开始了对教育学“尝试用其自己的方式并与其邻近科学一样有力地说明自己方向”[17]的科学化探索。[18]

　　其次，教育的科学化与教育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直接相关。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以及同年英国哲学家、教育家培因（A.Bain）发表《教育科学》（Educationasascience）一书，随着教育学研究领域“科学化”呼声的日益高涨，加上实验教育学、儿童学、新教育运动等的推波助澜，一股强大的教育研究科学化潮流席卷全球，使教育学逐步演变成为现代教育科学（EducationSciences）。自此以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西方教育基本受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支撑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所支配。[19]

　　其中，实验教育学的兴起，为教育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客观上推进了教育学的科学化。因为，实验教育学本着追求教育学研究的科学化以及教育学理论的实用性（或实效性）宗旨，用一种新的科学观来看待教育研究和教育理论，并以自己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大量实验材料、统计数据和实际效果向人们展示了教育学科学化的发展前景，也同时激发了教育研究者运用科学方法从不同侧面研究教育各个领域问题的兴趣和愿望，也为教育各分支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初，实验方法被引入教育研究以来，前后不过20年时间，以单数形式出现的教育科学（EducationalScience）迅速演变成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EducationalSciences），众多的教育分支学科开始立于教育科学之林。五六十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给教育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机制，带来了教育学科的勃勃生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心理学对教育科学化的贡献功不可没。甚至有人认为“20世纪教育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心理学家的贡献”。

　　同时，教育的科学化不仅带来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变革，也同样影响到了教育的分支领域——音乐教育——开始了科学化的探索。这一探索与“音乐”的科学化同步，涉及音乐自身知识体系以及相关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与完善，更指向音乐教育观念、内容、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其结果体现在两个方面：[20]

　　其一，“教育”的科学化迫使“音乐教育”反省已有的学科体系与知识结构，从而建立一套科学化的“知识”与“学科”体系。其结果，不仅是一套基于西方音乐理念的音乐学科的核心体系，如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复调、配器得以建立，并且成为了音乐教育的“经典”内容，而且，随着起于19世纪下半叶的“音乐学”[21]

　　其二，“教育学”的科学化迫使“音乐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体系音乐学、历史音乐学、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等也很快进入到专业音乐教育的领域。在19世纪科学技术第一次全盛时期，随着“知识大爆炸”的来临，学科知识的急速膨胀以及不断交叉，音乐形态学、音乐美学、音乐声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音乐史学、音乐文献学、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学、音乐治疗学、音乐传播学等学科得到迅速发展，不仅不断壮大着音乐学科家族的学科队伍，而且形成了许多新的专业音乐教育方向及核心课程内容。值得注意的是，音乐学学科的分化与交叉这种现象在音乐学的下属学科——音乐教育学中得到复制。音乐教育哲学、音乐教育心理学、音乐教育社会学、民族音乐教育学、音乐教育史学、音乐教育文献学、音乐教学法、音乐教学论、比较音乐教育学等，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22]

　　进行“科学化”反思。作为一门交叉于音乐学和教育学之间、研究有关音乐教育的实践及其理论的学科，尽管对音乐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由来已久，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则是“在20世纪才初具规模”。[23]

　　作为音乐学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音乐教育学隶属于音乐学3个分支学科“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应用音乐学”中的“应用音乐学”。[24]这一隶属关系充分强调了音乐教育学科的实践性特点，即它既立足于音乐学科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又坚持其在教育学领域中的“音乐学科教育学”[25]的应用学科属性。这样，音乐教育在音乐和教育中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范畴。正如瑞典音乐教育家奥森（BengtOlsson）所言，音乐教育之所以成为一种教育，是因为音乐教育中的音乐教授者和学习者，在从事教授和学习的过程中都是具有目的的。换言之，“（音乐的）‘教学的目的’与‘学习的目的’是‘（音乐）教育’的两个前提。因此，有目的的教授与有目的的学习是音乐教育的两个核心价值”。[26]

　　正因为种类繁多的“音乐教育”，其教授和学习的“目的”迥然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所以，音乐教育实践五花八门，甚至又天壤之别。正是为了谋求音乐教育学学科的科学化，即音乐教育学科的规范性、统一性与标准化，撇开音乐教育中所有主观因素的干扰就首当其冲。于是，从“科学”的视角出发，奉行“价值中立”以及求真务实原则，“冷静”、“客观”地审视音乐教育，音乐教育中教授的“目的”与学习的“目的”就容易被限制在严格的“事实”范围之内，围绕实际、实用而展开。这样，剥离音乐的非音乐价值，“为音乐而教音乐”、“为音乐而学音乐”就成为音乐教育的核心价值观，除了音乐科学化过程所提供的一系列有关“音乐”的“技术”与“知识”，音乐教育别无选择。

　　基于以上认识，“科学”范式的音乐教育就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基于一种音乐体系及音乐技术和理论的教学（如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作品分析、配器、声乐、器乐等教学），即在于一种形式化的音乐本体教学”。[27]而且“只将音乐本体视作客观的、技术为本的‘自律’或以此为专业方向的学习进程，并由此构成了一种绝对的或‘纯音乐’或音乐本体加上音乐审美形式等为核心内容的‘客观的形而上学’标准，放弃了音乐存在于生活世界的文化意义的学习”。[28]

　　1.以音乐的本体价值决定音乐教育的价值，音乐的非本体价值往往由于“不科学”，而被音乐教育边缘化，这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特别明显。

　　2.以音乐的“知识”和“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获取音乐相关知识、提升相关音乐技能（包括音乐制作、音乐表演与音乐欣赏等）是音乐教育的核心目的或最高追求。

　　3.主张借鉴科学的方法，进行音乐教育研究与实践。特别注意吸收声学、心理学、人类学、音乐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理论依据，来组织课程、实施教学、进行效果评价等，注重现代科技手段在音乐教育中的应用。

　　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世界占主流的一整套有关音乐教育的思想与观念、内容与体系、理论与实践、方法与手段、评价与检验等，仍然属于“科学”范式的音乐教育范畴。这就是瓦尔特维奥拉在《音乐的四个时代》（1961年）一书中所描述的第四个时代，即自工业化革命以来的“全球工业文化”时代中的音乐教育状况之一。即“世界各种音乐再度汇聚，由源自欧洲社会的各种因素——技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等的深入传播而统一起来，除此还有西方音乐的到来，那不仅是声音体系，也是一套概念及伴随而来的技术和行为”。[29]

　　艺术与科学是人类创造性地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它们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篇章。艺术与科学，在幼儿教育中，是被看作成迥然相异的两种文化、两门学科，它们具有不同的教学功能、目的、内容和方法，如何在幼儿教育中通过提高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来改变现代科学对整个教育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幼儿教育工作者思考的问题。

　　科学教育与科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教育也经历了从单纯科学知识的传授、注重科学教育方法到强调“提高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的过程。

　　现代科学教育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和提高民族科学素质的教育。现代科学教育的基本目标包括三个方面：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

　　幼儿正是处于人生的初始阶段，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完善。因此，幼儿的科学教育应当是科学启蒙的教育，让孩子开始接触科学。通过科学教育，萌发幼儿对科学的兴趣、好奇心，并掌握一些初步的技能，积累科学经验，培养创造力，、为以后的学校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幼儿科学教育的实质“是对幼儿进行科学素质的早期培养”。

　　艺术教育包括艺术知识教育、艺术技能教育与艺术审美教育，而艺术审美教育又有对自然、社会、艺术、科学的审美内容。“学前阶段的艺术教育与审美教育有更多的重合，艺术教育是艺术审美教育的一部分，艺术美是学前儿童美育中的核心内容，艺术审美教育又是艺术教育的基础。”

　　由此可见，幼儿艺术教育指教育者遵循学前教育的总体要求，根据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幼儿艺术的特点，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活动，感染幼儿，并培养其艺术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最终促进其情感和个性发展的一种审美教育。

　　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都是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建立在艺术与科学、儿童的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基础上，还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之上。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之间存在着一致的关系。

　　二者都是为了促进幼儿在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全面展。幼儿科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和促进幼儿“对周围的事物、现象感兴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能运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交流探索的过程和结果；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并体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趣；爱护动植物，关心周围环境，亲近大自然，珍惜自然资源，有初步的环保意识。”

　　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幼儿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从二者的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出，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在情感和态度上的目标都着眼于幼儿对生活的兴趣和生命的热爱，在能力的培养上，都重视儿童主动地探究和独立大胆地表现，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上，都强调和幼儿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的联系。

　　二者都是对周围生活环境中的事物进行探究和表现。幼儿科学教育通常是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利用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幼儿艺术教育也是来源于生活，教师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激发他们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指导幼儿利用身边的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手工艺品等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或开展其它活动。

　　二者都鼓励幼儿自由大胆地探索、交流、创造和表现。不论是幼儿艺术教育还是科学教育，都主张给幼儿提供宽松的环境、丰富的可操作材料、自由探索、大胆表现和相互交流的机会。幼儿科学教育为幼儿的探究活动创造宽松的环境，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尝试，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学会尊重别人的观点和经验，提供丰富的可操作的材料，为每个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提供活动的条件。通过引导幼儿积极参加小组讨论、探索等方式，培养幼儿合作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学习用多种方式表现、交流、分享探索的过程和结果；幼儿艺术教育通过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幼儿用不同艺术形式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象，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在支持、鼓励幼儿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并大胆表现的同时，帮助他们提高表现的技能和能力。为幼儿创设展示自己作品的条件，引导幼儿相互交流、相互欣赏、共同提高。

　　通过以上对二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分析，我们从中教育的基础上找到了实施幼儿艺术科学融合教育的可能性。艺术和科学作为儿童创造性地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它们在教育中的融合能够有效地帮助教师转变教学观念、改善、教学行为，从而给儿童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通过总结在幼儿教学中的多年经验，一下几个模式可以实现幼儿艺术科学融合教育。

　　相互渗透式的融合是指在艺术分科的课程中渗入科学教育的内容，或者在科学分科的课程中渗入艺术教育的内容。通过我在实践教学中的总结发现，目前我国各个幼儿园大多数还在采用分科教育的形式，所以在此基础上推行幼儿艺术科学教育是可行的。

　　通过感知和观察大公鸡、母鸡和小鸡，讨论对小鸡一家的认识和感受，师生共同创编儿歌，表现小鸡一家的特征和生活习性以及对鸡的情感。

　　感知和观察兔子的形态、特征，了解兔子的毛色是多种多样的，探究兔子喜欢吃什么食物，制作兔子头饰，模仿兔子跳跃或唱小兔子的歌。

　　感知和观察猴子的形态和特征，通过观看录像或参观动物园发现猴子的灵巧和聪明以及猴子的种类和习性，制作猴子的面具进行自由游戏。

　　单科渗透式的融合，是在保持单科逻辑结构和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它与其它学科的核心联系，在完成学科目标的基础上，促进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连接和互动，激发孩子们的创造表现。

　　多科并列式融合是分科教育向综合教育过渡的一种融合，它以分科的形式为基础，选择艺术与科学学科中的共同概念、原理或主题，从不同的学科组织相关的活动，帮助儿童获得相通的理解。如艺术与科学同的对比概念，我们可以选择轻和重，冷和暖，柔软与坚硬等主题，分别从音乐、文学、美术、舞蹈芒果体育、数学、常识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活动。[6]

　　通过欣赏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体验音乐中传达的不同情感，如欢快、低沉等或用其它象征性语言来描述，了解不同音乐的特征，如音高、音速等，用自由舞蹈或抽象画的形式表现热情的与悲伤的音乐。

　　谈论生活中的冷暖变化，了解制冷和取暖的工具与方法，并鼓励孩子们大胆想象，如取缓可以将房间装扮成暖色，围着火炉唱歌，讲故事等，将日常的感受和审美的感受结合起来。

　　主题网络式的融合适用于综合教育中的核心课程，它是围绕一个儿童感兴趣的主题，对主题所涉及到的内容，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展开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活动。主题网络中的活动可能与特定的某个学科相关，更多的活动是与多个学科相关，体现了学科的综合性，而多科并列式的融合其活动更多的是与特定的学科相关。在主题网络式的融合中，艺术与科学活动不是孤立的，它是幼儿园主题网络中的一部分，与其它领域、其它方面的活动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于幼儿来说，主题网络式的融合是比较充分的，适合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主题网络式的融合不是从学科的关系出发，而是从儿童的兴趣和需要出发，做到生成和预成相结合。

　　（3）教师和幼儿共同收集有关“桥”的资料；（教师在儿童的话题和资料中选择下一步的活动内容：欣赏和了解不同种类的桥。）

　　（4）“我最喜欢的桥”。欣赏有关桥的图片，感知桥的不同造型和态势，初步了解桥的不同种类，在比较中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桥，采取小组合作的形式用不同材料和方式表现“我最喜爱的桥”。

　　（5）“怎样造桥”。在上一次的活动中生成，讲“赵洲桥的故事”，孩子们进一步用自选材料搭桥；

　　科学教育与科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教育也经历了从单纯科学知识的传授、注重科学教育方法到强调“提高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的过程。

　　现代科学教育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和提高民族科学素质的教育。现代科学教育的基本目标包括三个方面：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

　　幼儿正是处于人生的初始阶段，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完善。因此，幼儿的科学教育应当是科学启蒙的教育，让孩子开始接触科学。通过科学教育，萌发幼儿对科学的兴趣、好奇心，并掌握一些初步的技能，积累科学经验，培养创造力，、为以后的学校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幼儿科学教育的实质“是对幼儿进行科学素质的早期培养”。

　　艺术教育包括艺术知识教育、艺术技能教育与艺术审美教育，而艺术审美教育又有对自然、社会、艺术、科学的审美内容。“学前阶段的艺术教育与审美教育有更多的重合，艺术教育是艺术审美教育的一部分，艺术美是学前儿童美育中的核心内容，艺术审美教育又是艺术教育的基础。”

　　由此可见，幼儿艺术教育指教育者遵循学前教育的总体要求，根据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幼儿艺术的特点，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活动，感染幼儿，并培养其艺术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最终促进其情感和个性发展的一种审美教育。

　　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都是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建立在艺术与科学、儿童的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基础上，还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之上。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之间存在着一致的关系

　　二者都是为了促进幼儿在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全面展。幼儿科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和促进幼儿“对周围的事物、现象感兴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能运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交流探索的过程和结果；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并体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趣；爱护动植物，关心周围环境，亲近大自然，珍惜自然资源，有初步的环保意识。”

　　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幼儿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从二者的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出，幼儿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在情感和态度上的目标都着眼于幼儿对生活的兴趣和生命的热爱，在能力的培养上，都重视儿童主动地探究和独立大胆地表现，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上，都强调和幼儿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的联系。

　　二者都是对周围生活环境中的事物进行探究和表现。幼儿科学教育通常是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利用身边的事物与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幼儿艺术教育也是来源于生活，教师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激发他们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指导幼儿利用身边的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手工艺品等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或开展其它活动。

　　二者都鼓励幼儿自由大胆地探索、交流、创造和表现。不论是幼儿艺术教育还是科学教育，都主张给幼儿提供宽松的环境、丰富的可操作材料、自由探索、大胆表现和相互交流的机会。幼儿科学教育为幼儿的探究活动创造宽松的环境，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尝试，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学会尊重别人的观点和经验，提供丰富的可操作的材料，为每个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提供活动的条件。通过引导幼儿积极参加小组讨论、探索等方式，培养幼儿合作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学习用多种方式表现、交流、分享探索的过程和结果；幼儿艺术教育通过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幼儿用不同艺术形式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象，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在支持、鼓励幼儿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并大胆表现的同时，帮助他们提高表现的技能和能力。为幼儿创设展示自己作品的条件，引导幼儿相互交流、相互欣赏、共同提高。

　　通过以上对二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分析，我们从中教育的基础上找到了实施幼儿艺术科学融合教育的可能性。艺术和科学作为儿童创造性地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它们在教育中的融合能够有效地帮助教师转变教学观念、改善、教学行为，从而给儿童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通过总结在幼儿教学中的多年经验，一下几个模式可以实现幼儿艺术科学融合教育。

　　相互渗透式的融合是指在艺术分科的课程中渗入科学教育的内容，或者在科学分科的课程中渗入艺术教育的内容。通过我在实践教学中的总结发现，目前我国各个幼儿园大多数还在采用分科教育的形式，所以在此基础上推行幼儿艺术科学教育是可行的。

　　通过感知和观察大公鸡、母鸡和小鸡，讨论对小鸡一家的认识和感受，师生共同创编儿歌，表现小鸡一家的特征和生活习性以及对鸡的情感。

　　感知和观察兔子的形态、特征，了解兔子的毛色是多种多样的，探究兔子喜欢吃什么食物，制作兔子头饰，模仿兔子跳跃或唱小兔子的歌。

　　感知和观察猴子的形态和特征，通过观看录像或参观动物园发现猴子的灵巧和聪明以及猴子的种类和习性，制作猴子的面具进行自由游戏。

　　单科渗透式的融合，是在保持单科逻辑结构和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它与其它学科的核心联系，在完成学科目标的基础上，促进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连接和互动，激发孩子们的创造表现。

　　多科并列式融合是分科教育向综合教育过渡的一种融合，它以分科的形式为基础，选择艺术与科学学科中的共同概念、原理或主题，从不同的学科组织相关的活动，帮助儿童获得相通的理解。如艺术与科学同的对比概念，我们可以选择轻和重，冷和暖，柔软与坚硬等主题，分别从音乐、文学、美术、舞蹈、数学、常识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活动。

　　通过欣赏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体验音乐中传达的不同情感，如欢快、低沉等或用其它象征性语言来描述，了解不同音乐的特征，如音高、音速等，用自由舞蹈或抽象画的形式表现热情的与悲伤的音乐。

　　谈论生活中的冷暖变化，了解制冷和取暖的工具与方法，并鼓励孩子们大胆想象，如取缓可以将房间装扮成暖色，围着火炉唱歌，讲故事等，将日常的感受和审美的感受结合起来。

　　主题网络式的融合适用于综合教育中的核心课程，它是围绕一个儿童感兴趣的主题，对主题所涉及到的内容，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展开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活动。主题网络中的活动可能与特定的某个学科相关，更多的活动是与多个学科相关，体现了学科的综合性，而多科并列式的融合其活动更多的是与特定的学科相关。在主题网络式的融合中，艺术与科学活动不是孤立的，它是幼儿园主题网络中的一部分，与其它领域、其它方面的活动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于幼儿来说，主题网络式的融合是比较充分的，适合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主题网络式的融合不是从学科的关系出发，而是从儿童的兴趣和需要出发，做到生成和预成相结合。

　　（3）教师和幼儿共同收集有关“桥”的资料；（教师在儿童的话题和资料中选择下一步的活动内容：欣赏和了解不同种类的桥。）

　　（4）“我最喜欢的桥”。欣赏有关桥的图片，感知桥的不同造型和态势，初步了解桥的不同种类，在比较中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桥，采取小组合作的形式用不同材料和方式表现“我最喜爱的桥”。

　　（5）“怎样造桥”。在上一次的活动中生成，讲“赵洲桥的故事”，孩子们进一步用自选材料搭桥；

　　我市教育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坚持“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八字方针，全市教育事业呈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教育强市水平进一步提高，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业绩。

　　（一）、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全市共撤并初中、小学及教学点170余个。在山区，新建、修缮校舍7万㎡，建成标准高、功能全的寄宿制学校12所。在平原，先后完成了城关中学整体搬迁、新城四小、新城五小整体新建、新城一中、新城二中增容、职专综合楼、实训楼、象山中学四平教学楼、标准化塑胶运动场、象山中学补习学校、司马迁中学北教学楼、女生公寓楼建设工程，全市校舍面貌大为改善，学校布局不断优化。实施“合格实验室建设达标工程”、“教育信息建设工程”和“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使中小学实验教学开出率达到了100%，“农远资源”实现了全覆盖、校校通、堂堂用。我市在市率先高标准通过了省“普实”复查验收，先后被评为省“普实”工作先进单位、省“农远工程”先进集体。

　　（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折不扣地落实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全面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在农村公办初中、小学全面实施“蛋奶工程”，惠及学生近1.9万人，占全市义务段学生总数的50%。扎实实施“双高普九”工程，实现了义务教育的高位普及和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全市初中、小学入学率达到了100%，巩固率分别达到了99.6%和100%。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着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010年3月份，我市成功承办了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并作为全省唯一的市（县）代表，在大会上做了题为《统筹规划治薄扶弱全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经验介绍。

　　（三）、高中教育整体优化。继象山中学之后，2006年、2007年，西庄中学、司马迁中学相继步入了省标准化高中行列，我市高中教育实现了整体优化。2008年，省、市分别在我市召开了高中标准化建设工作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