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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体育10月26日，当《中国科学报》记者见到刘国瑞（K. J. Ray Liu）教授时，他刚从2023中国计算机大会的讲台上下来。
作为一位“明星科学家”，他从基础的物理理论突破出发，提出了一条崭新的技术路径，解决了30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室内精准定位难题，领导开发了世界首个厘米级室内定位系统。同时芒果体育，他还于2022年成为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的首位华人主席。
IEEE是全球最大的非营利性专业技术学会。作为其首位华人主席，在建构学术共同体方面，刘国瑞有着丰富的经验。与此同时，他还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终身教授，曾培养出多名优秀的博士，有些已成为IEEE Fellow（会士），对于人才培养也有自己独到的经验和方法。
构建良好的学术共同体是营造健康学术生态的重要一环。在接受《中国科学报》独家专访时，刘国瑞认为，“好的学术生态前提是有好的学术文化”。公平、公正、透明、包容应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准则。而要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则需要构建一套严格的学术伦理体系，而且要“玩真的”。以下是主要对话内容。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IEEE在构建良好的学术共同体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
刘国瑞：IEEE提供的是一个世界级的平台。它有来自190多个国家的40多万会员，其中超过64%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此外，IEEE还有200本期刊和杂志，每年还举办2000多个会议，所以参与的人数远远大于会员总数。例如，每年到IEEE官网下载论文的人数就超过5500万。
除了自身的会员，IEEE还积极和世界各地的学术组织合作，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交流。例如，从2009年开始，IEEE就与中国计算机学会（CCF）签署了合作协议，在联合设奖、相互支持对方活动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中国科学报》：IEEE是怎样体现自身价值观，从而构建良好的学术共同体的？
刘国瑞：会员是IEEE的主人翁。IEEE不是学会领导自上而下做决定的，而是由会员选出决策者，从他们的福祉出发表达自身的意愿，这一过程是开放、透明的。
在我看来，IEEE文化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因为世界各地的学者都有自身的智慧，我们要把这些来自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人集结起来，尊重差异和多元，这样才能激发出创新的思维。
《中国科学报》：2019年5月，一封来自IEEE的内部邮件曝光。该邮件称，由于美国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IEEE将限制华为公司及其员工参与IEEE出版物的同行评议和编辑过程。此举在中国学术界和产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虽然最终IEEE又发布新的声明，表示华为及其子公司的员工可以参加IEEE出版过程的同行评审和编辑工作，但这中间发生的事件是否有违IEEE一贯的原则？
刘国瑞：当时我在担任IEEE负责技术活动的副主席，对这一事件的情况比较了解。这其实是一场误会。作为一个在美国纽约注册的组织，IEEE必须支持美国政府的相关法规。但这封内部邮件只是处于IEEE内部决策的一个环节，就被泄露了出来，并不是最终的决策。而且，即便没有这样的泄露事件，最终的决策也很可能并不是这样。
刘国瑞：公平、公正、透明、包容是IEEE的价值原则。在我看来，这也应该成为所有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准则。在学术共同体中，每位科学家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受国别等其他因素影响，从彼此的交流中增进人类的福祉。
《中国科学报》：您不仅和中国多所高校有过合作，所培养的学生也在中国一些高校任职。以您对中国学术界的了解，对构建我国良好的学术生态有何建议？您认为当今中国学术界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刘国瑞：中国的学术界进步很快。记得我改革开放初期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老师还在做比美国晚10年、20年的研究，后来就赶上来了，大概晚5年的样子，现在则基本平起平坐了，很多老师做得很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那就是学术伦理问题。我给你讲一个实际的例子。IEEE从旗下的出版物中发现的学术不端者，有80%是来自中国的作者。也就是说，当中国的学术水平已经赶上世界水平的时候，学术不端问题也必须给予足够重视，否则会引起负面的观感。
《中国科学报》：中国相关部门也就惩治学术不端行为出台了不少规定，但仍有学者不能“令行禁止”。您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刘国瑞：在我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处罚的力度上。以美国为例，如果美国一位终身教授出现学术抄袭行为，其教职就会没了。我是从中国台湾到美国的。我听说过，台湾高校的教授一旦被认定有抄袭行为，也会被立即解除教职。因为科学要追求真理，如果在学术抄袭上妥协，就会丧失信任度。
《中国科学报》：当下，我国学术界正在倡导“破五唯”，即评价学术成果时不能“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在这方面，国外的学术评价方式有何可借鉴之处？
刘国瑞：学术成就是不能量化的，否则，在量化的压力下，就会发生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一些中国学者之所以走上抄袭等学术不端之路，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注重数量会影响质量。在欧美高校，没有人会告诉学者应该发几篇论文，而是用质量评判一个人的成就。评判质量的时候，会邀请世界范围的同行来做公平、匿名的评议。
实际上，国外的研究机构和高校在评判学者的时候，也会看量化指标，但那不是唯一的指标，而是从学术影响力、成果质量等多个维度来加以评判。
《中国科学报》：现在中国也在探索多元化评价方式，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同行评议如何才能公平、公正。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刘国瑞：我觉得这是文化的问题。据我了解，在中国学术界，社交很重要，与“大咖”的关系很重要。在国外，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运作”，而是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这就需要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伦理制度，即游戏规则，而且要代代传承下去。好的学术生态前提是有好的学术文化。不过，这是需要时间的。
《中国科学报》：作为马里兰大学的终身教授，您曾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学生，有些还成为IEEE Fellow。拔尖人才培养也是中国高教界特别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您有何经验可以分享，对中国的高校又有何建议？
刘国瑞：拔尖人才培养，首先是要选出拔尖的学生。例如，我从中国遴选的学生，都是中国顶尖大学的第一名。我这里是出名的“很难进，也很难出”。在学生毕业前，我会要求他们发4篇IEEE旗下期刊的论文。从不会写，到独立写出一篇论文，他们就可以“出师”了。
在培养学生方面，我会告诉我的学生，你来这里，就是要做“学问”的，即学会怎么问问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除了做学问，我还要教他们做人。我自己要给他们树立道德的榜样，注重言传、身教。
刘国瑞：我会给他们自由的空间，让他们自己摸索，我只是给他们提建议。因为路要由他们自己走，就好像骑自行车一样，如果不摔几次跤，就学不会骑车。在我的实验室里，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哭过。没有失败过，你怎么知道要走哪条路呢？
刘国瑞：我是个没耐心的人，但我有耐心等着他们自己做出成果来。我一般都只教几个学生，最多的时候是20多个，再多我就带不过来了，就要变成“养鸡场”了。
我每星期都会和我的学生面谈，但我不会催他们每天都要有点小成果。没事可以不找我，但需要找我的时候，我一定就在那里。我和我的学生关系都很好。有些学生和我说：“您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中国科学报》：因为实行“非升即走”制度芒果体育，现在中国的年轻学者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您觉得和美国相比，中国现在的竞争程度怎样？
刘国瑞：在我看来，现在中国的竞争一点都不激烈，因为并没有真的在比拼学术能力，而是在拼人际关系。即便是实行“预聘—长聘制”的一些高校，也是如此。在我看来，借鉴欧美高校的制度，要学习其精神，如透明、公平、公正，“玩真的”。让青年学者知道，在职业晋升的时候，和人喝酒没有用，必须凭自己的学术能力，而且一旦学术不端，或者学术能力不合格，就会失去教职。
《中国科学报》：您是Origin Wireless公司的创始人，率先提出了用于无线传感和室内定位的无线人工智能（无线年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厘米精度的无线室内定位系统。您能否介绍一下您在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市场应用方面的经验？
刘国瑞：我创业的时候，一开始都是身兼数职的，既是CEO，又是CTO，还要兼管市场方面的工作。因为科学家创业的项目，一般都很前沿，很少有人能懂。现在这家公司，去年底我找到一位CEO来做管理后，我就专做研发了，因为我只对研发感兴趣。但是，我之前创办的第一家企业，在发展了两三年后，我也放手了，结果却不太好，因为继任者不太懂这方面的技术。所以，科学家创业，一定要找到懂这方面技术的人来接任，否则可能就得自己干了。
在美国，每个高校都在鼓励教授做成果转化这样的事情。在我看来，研究是个很“休闲”的工作，如果不能产生影响力，那你为什么要做研究呢？做研究一定要追求影响力，找到价值感。
《中国科学报》：随着去年11月ChatGPT的问世，大模型成为国内外都特别火的技术方向，您却仍然在做“冷门”的无线AI技术。在您看来，怎么才能更好地捕捉、洞察到尚未被其他人关注到的前沿创新方向，避免陷入跟随他人的境地？
刘国瑞：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重大的、尚未被他人关注到的机遇是不多的，但如果独立思考的训练够了，在重要机遇出现的时候，你就可以及时捕捉到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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