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果体育这一届年轻人好像越来越多地从工厂流水线上跑路，流向外卖行业。前不久，《三联生活周刊》发出一篇特稿，标题意味深长，叩问了无数人。“当年轻人都去送外卖，谁来当工人？”所叩问的，不仅是困在流水线上被异化的年轻打工仔，不仅是制造业工厂；担忧的也不仅是中国制造业过早到来的人口红利缺失，而更是整个国家的教育资源流向，即在技术教育和通识教育之间的失衡。

　　《光明日报》近日一项针对职业教育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显示，70.26%的中职学生和73.48%的高职学生深感社会认可度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困难，为在单薄的学历上加一层砝码，职校学生在就业和升学中选择了后者。

　　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在探究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英国而非其他国家时，写道，“很多国家在观察西方崛起时并没有意识到手工艺人的技术培训和拥有科学技艺的工程师的创造。他们以为无论哪种学院教育都可以做到这些……而不注重培养工程技术和企业家才能芒果体育。然而正是后者才能够创造出一个可以养活大量人文学者和专家人员的现代经济来，其结果就是大量接受了过度教育的人们大规模失业。”

　　戈德斯通所叩问的是，哪一种教育都可以达到最优效果吗？该把资金投向哪一种类的教育？

　　溯源历史，通识教育和技术教育之争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始终。1828年《耶鲁报告》否决了增加实用性课程的提议，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人本身的完善，“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不在其中”。回到中国的现实语境，自1999年大学扩招起始，向大学教育倾斜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而技术教育沦落到“没本科文凭”、“专科”、“读不了大学才去技校”的境地。

　　如今，我们初尝到了在技术教育和通识教育间投资失衡的苦果。近年来，每年都说是大学生的“最难就业年”，可也是制造业招收技术人员的“最难招工年”，一面是实用性岗位缺人才，另一面则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满意职位，“高不成低不就”的痛苦；一面是计算机、金融等赛道过度内卷，另一面则是这届家长的疯狂鸡娃，害怕孩子在拥挤的赛道上被他人挤下。内卷狂潮下有人试图“反内卷”，提倡快乐教育，然而评论区才是现实。“相信快乐教育你就输了”“好文凭找不到好工作是小概率，没文凭找不到好工作是大概率”。

　　接受了通识教育的我们都思考过“内卷下生存”，答案中一定有一句“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赛道”。然而，我们有没有深入思考过，独特赛道仅仅是指自己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吗？我们为什么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去当工人、进工厂？除了金融和计算机，就没有别的好去处了？可供我们选择的赛道很多，但现实是不是将这些赛道切割成三六九等了？例如，我们默认大学毕业后就是当白领，绝不当蓝领，蓝领这条赛道在最初选择时就被我们排除了。

　　现实很赤裸。蓝领工资不高，社会地位低，不体面。中国自古以来便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倾向，通识教育和技术教育间的偏重失衡，又加重了这一倾向。这个社会当然需要“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但这个社会又不能有太多“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否则在大学里自由惯了的灵魂，走到社会上，无一技之长可傍身，感受到的更是“自由而无用灵魂”的痛苦。

　　于个人而言，技术教育是有一技之长可傍身；于国家而言，技术教育是国家制造业发展的基石，而于当下的内卷环境而言，技术教育起到一种分流作用，如果就读职业院校所取得的社会地位和薪资与就读大学基本一致，人们还用得着硬挤“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以德国为例，19世纪的德国就把技术教育当作强国的核心政策，如今以发展出一套完善的职业教育系统。年轻人可以选择去职业学院成为一名汽车修理工，拥有花园和楼房，受人尊敬；也可以选择进入大学深造。不想继续当汽车修理工了，那就回炉，接受职业教育。

　　我们逐渐明白，文科和理科并非二元对立，文科生应有理科常识，理科生也要懂文史哲；那我们为何不能明白，通识教育和技术教育也非二元对立，技术教育所培养的不仅仅注重实用技能的工人，而是完善的、有成长和生命意义感，达到通识教育水平的工人。

　　与德国相比，中国的职业教育仍在“蹒跚学步”，第一步就是为职业教育正名。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要真正做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地位平等，破除学历迷信，首先技能人才就要先立得起来，立得住。

　　当然，职业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实用的“工业流水线螺丝钉”，而是多添一些通识教育的底色，培养出完善的、有成长和生命意义感的技术青年，心智坚实，底气十足，让他们可以坦然迎接唯学历论者们投来的审视目光。